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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衆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爲這是因爲經歷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臺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爲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裏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裏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里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裏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爲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着夾鼻眼鏡，留着山羊鬍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鬍子，探着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爲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裏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爲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麼多，因爲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瞭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爲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爲什麼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薰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爲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面總是裝着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鍊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竈相仿，裝了一臺小鼓風機，嗡嗡地響着，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只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裏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飢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飢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喫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面一坐定就開始喫。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面有橡皮頭。我從後面喫起，先喫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喫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喫到木頭筆桿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麼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着喫。終於把整支鉛筆喫得只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着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喫。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喫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飢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爲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爲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爲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臺，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喫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麼幸福，多麼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裏老在想着：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麼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麼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二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麼說吧，人來到世間，彷彿是來游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麼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麼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爲《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的，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