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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裏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爲，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歷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只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里寬，因爲它已經氾濫得連岸都找不着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爲有這些表現，我以爲我們並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四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歷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麼，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爲，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爲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着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着比較乾淨、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麼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爲我們都是檯面上的人，必須用檯面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爲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回家去，爲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只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只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只是爲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後來又在大學裏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臺上只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幹什麼都可以保持沉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五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爲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着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裏，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徵稅面非常的寬。因爲有徵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麼，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面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徵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幹什麼？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只能擱在那裏臭掉，供後人恥笑。當然，拿徵募來的話語幹什麼，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我要說的是：徵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口頭上。在這方面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在那本書裏，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裏聯句，聯着聯着，冒出了頌聖的詞句。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後花園裏，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聖，這叫什麼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症。
我認爲，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裏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徵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裏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爲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着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致爲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並不意味着恢復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麼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