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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上寫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歸戴宗管。按理他該給戴宗些好處，但他就是不給。於是，戴宗就來要。宋江還是不給他，還問他：我有什麼短處在你手裏，你憑什麼要我的好處？戴宗大怒道：還敢問我憑什麼？你犯在我的手裏，輕咳嗽都是罪名！你這廝，只是俺手裏的一個行貨！行貨是劣等貨物，戴宗說，宋江是一件降價處理品，而他自己則以貨主自居。我看到這則故事時，只有十二歲，從此就有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行貨感，這是一種很悲慘的感覺。在我所處的這個東方社會里，沒有什麼能沖淡我的這種感覺——這種感覺中最悲慘的，並不是自己被降價處理，而是成爲貨物這一不幸的事實。最能說明你是一件貨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幹了什麼或對你有任何一種評價，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我個人有過這種經歷：在我十七歲時，忽然就被裝上了火車，經長途運輸運往雲南，身上別了一個標籤：屯墾戍邊。對此我沒有什麼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貨感。對於這件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早有解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總覺得這種解釋還不如說我是個行貨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爲，地球是圓的——如你所知，這是事實；古希臘的人卻以爲，地是一塊平板，放在了大鯨魚的背上，鯨魚漂在海里，鯨魚背上一癢，就要亂蹭，然後就鬧地震——這就不是事實。羅素先生說，不能因此認爲埃及人聰明，希臘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圓圓一圈地平線，得出正確的結論不難。希臘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濱海地區，難怪要想到大海、鯨魚。同樣是人，生在曠野和生在山區，就有不同的見識。假若有人生爲行貨，見識一定和生爲貨主大有不同。後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國《獨立宣言》，這是兩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種植園主起草的文件，照我們這裏的標準，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語言。至於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國的典籍裏多的是，從孔孟以降，講的全是行貨言論，尤其是和《獨立宣言》對照着讀，更是這樣。我對這種言論很不滿，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個立腳點：我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行貨——身爲貨物，批判貨主是不對的。
這些年來，文化熱長盛不衰，西方的學術思潮一波波湧進了中國。有一些源於西方的學術思想正是我的噩夢——這些學術思想裏包括文化相對主義、功能學派，等等。說什麼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沒有一種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夢。從道理上講，這些觀點是對的，但要看怎麼個用法；遇上歪纏的人，什麼好觀點都要完蛋。舉例來說，江州大牢裏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種獨特的文化之中（我們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獄文化），按照這種文化的定義，他是戴宗手裏的行貨，他應該給戴宗送好處。他若對戴宗說，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個人，憑什麼說我是宗貨物？咱們這種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說：宋公明，根據文化相對主義的原理，沒有一種文化有毛病，咱們這種文化很好，你還是安心當我的行貨吧。宋江若說：雖然這種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處是敲詐我，我不能給。戴宗又可以說：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們的文化裏你得給我好處，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還是給了吧。如果不給，我就要按咱這種文化的慣例，用棍子來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滿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經不住戴宗的歪曲、濫用。實際上，沒有一種科學能經得起歪曲、濫用。但有一些學者學習西方的科學，就是爲了用東方的傳統觀念來歪曲的。從文化相對主義，就能歪曲出一種我們都是行貨的道理來。
我們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對女孩行割禮的習慣，這是對婦女身心的極大摧殘。一些非洲婦女已經起而鬥爭，反對這種陋習。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說：這是我們的文化，萬萬動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對主義來，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對主義是人類學家對待外文化的態度，可不是讓宋公明當行貨，也不是讓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種文化的影響之中，他就有批判這種文化的權利。我對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評，這是因爲我生活在此地，我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權利。假設我拿了綠卡，住在外國，你說我沒有這種權利，我倒無話可說。這是因爲，人該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別人手裏的行貨。假如連這一點都不懂，他就是行屍走肉，而行屍走肉是不配談論科學的。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19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半月刊）。發表時題目爲“有關文化相對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