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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裏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杆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照我看來，我們喫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麼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去換木頭是不值得。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不要說是木頭，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得論調是種落後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準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爲烈士，因爲我畢竟還不是鴨子。這就是說，我並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里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從氣質來說，我只適合當演員，不適合當編劇，但是看到腳本編得太壞時，總禁不住要多上幾句嘴，就被當落後分子來看待。這麼多年了，我也習慣了。
在一個文明社會里，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爲。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舉例來說，洪水沖走國家財產，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麼。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草就太過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導出：崇高並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實際上，就是唱高調的人見了一根稻草被沖走，也不會跳下水，但不妨礙他繼續這麼說下去。事實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僞，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僞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餘地；換言之，不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舉例來說，孟子發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後，靠什麼活着？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爲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爲私後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幹活呢？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僞無所不在；因爲照那些高調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加虛僞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僞。從親身經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知青爲了上大學、回城，什麼事都幹出來了。有種虛僞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爲這是爲了能活着。現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後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與此相反，在英國倒是出現了一種一點都不煽情的倫理學。讓我們先把這相反的事情說上一說——羅素先生這樣評價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這些人的理論雖然顯得卑下，但卻關心同胞們的福利，所以他們本人的品格是無可挑剔的。然後再讓我們反過來說——我們這裏的倫理學家既然提倡相反的倫理，評價也該是相反的。他們的理論雖然崇高，但卻無視多數人的利益；這種偏執還得到官方的獎勵，在七十年代，高調唱得好，就能升官——他們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說了。我總覺得有煽情氣質的人唱高調是浪費自己的才能：應該試試去寫詩——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都有詩人的氣質——把營造社會倫理的工作讓給那些善講道理的人，於公於私，這都不是壞事。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