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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教邏輯的教授，我哥哥是修邏輯的Ph.D.，我自己對邏輯學也有興趣，這種興趣是從對邏輯學家的興趣發展來的：本世紀初年，羅素髮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悖論，連忙寫信告訴弗雷澤，順便通知弗雷澤，他經營了半生的體系，因爲這個悖論的發現有了重大的漏洞。弗雷澤考慮了一番，回信說：我要是知道什麼是正確的結論就好了……我覺得這個弗雷澤簡直逗死了，他要是有女兒，我一定要娶了做老婆，讓他做我的老岳丈。話又說回來，就算弗雷澤有女兒，做我的姥姥一定比做老婆合適得多。這樣弗雷澤就不是我的老岳丈，而是我的曾外公啦。我在美國上學時還遇見過一件類似的事：有一回在課堂上，有個胖乎乎的女同學在打瞌睡，忽然被老師叫起來提問。可憐她根本沒聽，怎麼能答得上來。在美國，不但老師可以問學生，學生也可以問老師。萬一老師被問住，就說一句：問得好！不回答問題，接着講課。這位女同學迷迷糊糊，拖着長聲說道：This is a good question（問得好）……差點把大家的肚皮笑破。下課後，我打量了她好半天，發現她太胖，又有狐臭，這纔打消了不軌之心——弗雷澤就有這麼逗。讓我們書歸正傳，另一個有趣的邏輯學家是維特根斯坦，羅素請他來英國，研究一下出書的問題。維特根斯坦沒有路費，又不肯朝羅素藉。最後羅素買下了維特根斯坦留在劍橋的一些舊傢俱——我覺得他們倆都很逗。受這種淺薄的幽默感驅使，我學過數理邏輯，開頭還有興趣，後來學到了犯難的東西，就學不進去了。
我對數學也有過興趣，這種興趣是從對方程的興趣發展來的。人們老早就知道二次方程有公式解，但二次以上的方程呢？在十九世紀以前，人們是不知道的。在十七世紀，有個意大利數學家，又是一位教授，他對三次方程的解法有點心得。有天下午，外面下着雨，在教室裏，他準備對學生講講這些心得。忽聽“喀嚓”一聲巨響，天上打下來個落地雷，擦着教室落在花園裏——青色的電光從狹窄的石窗照進來，映得石牆上一片慘白。教授手捂着心口，對學生們轉過身來，說道：先生們，我們觸及了上帝的祕密……我讀到這個故事時，差點把腸子笑斷了。三次方程算個啥，還值得打雷——教授把上帝看成個小心眼了。數學我也學了不少，學來學去沒了興趣，也擱下了。類似的學科還有物理學、化學，初學時興趣都很大，後來就沒興趣了，現在未必記得多少。
總而言之，我對研究學問這件事和研究學問的人有興趣，對這門學問本身沒什麼興趣。所有的功課我都是這麼學的，但我的成績竟都是五分。只有一門功課例外，那就是計算機編程，我學的時候還要穿紙帶，沒意思透了。這一門學科裏沒有名人軼事，除了這門科學的奠基人圖林先生是同性戀，敗露後自殺了。我既不是同性戀，也不想自殺，所以我對計算機沒興趣，得的全是三分。但我現在時常用得着它，所以還要買書看看，關心一下最新的進展，以免用時抓瞎。這是因爲我寫文章的軟件是自己編的，別人編的軟件我既使不慣，也信不過，就這麼點原因。但就因爲這點小原因，我在編程序這件事上，還真正有點修爲。由此可見，對研究某種學問這件事感興趣和對這門學問本身感興趣可以完全是兩回事。
這篇小文章想寫我的心路歷程，但有一件別人的事情越過了這個歷程，我決定也把它寫上。“文革”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見的高中同學。走進那間房子，我哥哥被驚呆了：這間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巨幅的世界地圖佔滿了。這位同學身着藍布大褂，足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紅藍鉛筆，正在屋裏踱步，而且對家兄的出現視而不見。據家兄說，這位先生當時梳了箇中分頭，假如不拿紅藍鉛筆，而是挾着把雨傘，就和那張偉大領袖去安源的畫一模一樣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會兒，才小聲問道：能不能請教一下……你這是在幹嗎呢？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又轉了兩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說道：噓，我在考慮世界革命的戰略問題。然後我哥哥就回家來，臉皮烏紫地告訴我此事。然後我們哥倆就捧腹大笑，幾乎笑斷了腸子……
羅素、弗雷澤研究邏輯，是對邏輯本身感興趣，要解決邏輯領域的問題，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業，也是對革命本身感興趣，要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這些先輩自然會有些事蹟，讓人很感興趣。如果把對問題本身的興趣抹去，只追求這些事蹟，就顯得多少有點不對頭。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對名人感興趣的東西感興趣，並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僅僅對名人感興趣。
古時候有位書生，自稱是蘇東坡的崇拜者。有人問他：你是喜歡蘇東坡的詩詞呢，還是喜歡他的書法？書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歡喫東坡肉……東坡肉燉得很爛，肥而不膩，的確很好喫。但只爲東坡肉來崇拜蘇東坡，這實在是個太小的理由。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20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