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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爲什麼要去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什麼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爲那座山峯在那裏。”我喜歡這個答案，因爲裏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說是山在那裏使他心裏癢癢。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這位登山家乾的事，沒來由地往懸崖上爬。它會導致肌肉疼痛，還要冒摔出腦子的危險，所以一般人儘量避免爬山。用熱力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個減熵現象，極爲少見。這是因爲人總是趨利避害，熱力學上把自發現象叫做熵增現象，所以趨害避利肯定減熵。
現在把登山和寫作相提並論，勢必要招致反對。這是因爲最近十年來中國有過小說熱、詩歌熱、文化熱，無論哪一種熱都會導致大量的人投身寫作，別人常把我看成此類人士中的一個，並且告誡我說，現在都是什麼年月了，你還寫小說（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經商熱，我該下海去經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前三種熱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唸書，絲毫沒有受到感染。我們家的家訓是不準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因爲這些緣故，立志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要幹這件事，除了它是個減熵過程這一點。
有關我立志寫作是個減熵過程，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寫作是個籠統的字眼，還要看寫什麼東西。寫暢銷小說、愛情小詩等等熱門東西，應該列入熵增過程之列。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些。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做如此理解。據我所知，這世界上有名的嚴肅作家，大多是湊合過日子，沒名的大概連湊合也算不上。這樣說明了以後，大家都能明白我確實在一個減熵過程中。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裏，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聖嘆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爲訓。
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麼發生的：七八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爲人。儘管如此，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插隊的時候，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傢伙（他還是我們的領導，屬於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少數壞幹部之列），我就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頭驢，並且把它寫了出來，以泄心頭之憤。後來讀了一些書，發現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並且頭髮是綠色的，生活在水下。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後來我一直抑制着這種傾向，唸完了本科，到美國去留學。我哥哥也念完了碩士，也到美國去留學。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國時，我父親去世了。回想他讓我們讀理科的事，覺得和美國發生的事不是一個邏輯。這讓我想起了前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對大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說的話來：“我小的時候很有音樂天才，只可惜我父親沒錢給我買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現在就坐在你的樂池裏。”這段話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這次對話發生在前蘇聯的三十年代，說完了沒多久，圖元帥就一命嗚呼了。那年頭專斃元帥將軍，不大斃小提琴手。“文化革命”裏跳樓上吊的卻是文人居多。我父親在世時，一心一意地要給我們每人都弄把小提琴。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農醫任一門，只有文科不在其內，這和美國發生的事不一樣，但是結論還是同一個——我該去幹點別的，不該寫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