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內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爲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牀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我只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第二幕閉幕前鍊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我呢，自己吹噓也沒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今天我仍然說：“我沒有才華。”而且像某某人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所說我寫的都是破爛貨，只有在解放後靠“文藝黑線”吹捧纔出了名這一類的話，還可以作爲參考。不過有一點得說明：事實證明所謂“文藝黑線”是“四人幫”編造的誣衊不實之詞，“文藝黑線”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稱爲“邪書十四卷”。這不足爲怪，因爲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視，就是不“正”的東西。靠了讀者的保護，“破爛貨”居然“流傳”下來，甚至變成了《文集》。有人把它們當作“肉中刺，眼中釘”，也是理所當然。再說集子裏的確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並不是毒草。我不只講過一次：我今後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願意。不印的書是我自己認爲寫得不好，藝術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實，等等，等等。但它們也絕非毒草。
我一再提說“毒草”，好像我給毒蛇咬過看見繩子也害怕一樣。二十年來天天聽說“毒草”，幾乎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我寫了不少的思想彙報和檢查，也口口聲聲承認“邪書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難道我們這裏真有這麼多的“毒草”嗎？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後種了一些花樹，二十年來我天天散步，在院子裏，在草地上找尋“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藥”，一棵毒草也沒有！倘使我還不放心，朝擔憂，夜焦慮，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來，那就只有把草地鋤掉，把院子改爲垃圾堆，纔可以高枕無憂。這些年來我有不少朋友死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種種奇怪的恐怖病（各種不同的後遺病）。我擔心自己會成爲“毒草病”的患者，這個病的病狀是因爲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我不是藝術家，也沒有專門學過文學。即使因病擱筆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1月22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