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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交談的時間有限，可是我們還是增進了相互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告訴我，法國人對我表示關心，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我受過“四人幫”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見到一位訪日歸來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熱情的接待，他說正是因爲他受到“四人幫”長期的迫害。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談“四人幫”的迫害，可是別人知道的比我們料想的多。“四人幫”動員了全部輿論工具宣傳了整整十年，沒有把一個人搞臭，倒反而給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
倘使我第四次看見克萊芒先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辯論，但是我們之間的瞭解和友誼一定加深。我們飛渡重洋，探“親”訪友，難道不是爲了增進友誼？爲什麼我的眼前還有那一片熱氣騰騰的人海？爲什麼我的耳邊還響着法國朋友們的親切招呼？爲什麼我懷着傾吐不盡的真實感情寫下這一篇一篇的回憶？爲什麼我在攝氏三十五度的大熱天奮筆直書的時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寫在紙上？原因是：我想到遠在法國的許多朋友，我重視他們的友情，我爲這友情感謝他們，我也要把這友情留傳給子子孫孫。
7月16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