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中島健藏先生[1]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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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法歸來，我在上海寫信給東京的日本友人中島健藏先生說：“在巴黎同朋友們談起當代的法國文學，我常常想到您，因爲您是法國文學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讀過中島先生一篇介紹羅傑·馬丁·狄·加爾的長篇小說《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這次我在巴黎經常惦記中島先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據說到了後期了。

我知道中島患癌症比較遲。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我國廣播電臺的記者到我家裏來採訪，我談起過去在艱苦的歲月裏不怕困難、不畏強暴、長期爲兩國人民友誼奮鬥的中島先生，表示了深的懷念，我說看到他多年的艱苦工作開花結果，他應當放心地休息了，我祝願他健康長壽。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會在上海機場出現，我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這樣的等待我有過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漢機場同他們夫婦分別以後，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憶起同中島先生一起喝酒談心的日子，我相信我們還有重逢的機會，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終於在上海的虹橋機場上接到了他，我們含着熱淚緊緊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說不出什麼了。我陪同他們活動了幾天，還舉行過座談會，也講了一些我個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積在我心裏的話卻始終沒有講出來。十幾年來它們像火一樣地燒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記過它們！非常鮮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島先生到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機場歡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們夫婦見到我，非常高興。到了旅館，閒談起來，京子夫人還說看見我，他們很放心了。就在當時我也明白這所謂“放心”是什麼意思，以後經過幾次的交談，我更瞭解他們夫婦對我的關心。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着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燬，他們以爲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那個時候我彷彿就坐在達摩克里斯的寶劍<sup>[2]下面，準備着隨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別，我對着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歲月中，在“五·七幹校”邊種菜邊背誦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長的日子裏，我的內心又漸漸產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東京的友人。我在報上看到中島的照片和他到中國的消息。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們再見。

漫漫的長夜終於到了盡頭，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從一些熟人的口中我還聽到不少動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見都不敢相認的日子裏，好些日本朋友四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有一次“中日友協”的工作同志告訴我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韂先生到中國訪問，聽說不讓我出來，他說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國朋友也曾使用各種方法打聽我是否已遭“四人幫”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盞明燈，離了它我的生存就沒有光彩，離了它我的生命就不會開花結果。我不是用美麗的辭藻空談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卻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島的真實病情。但是我還希望他的病有轉機。我開始給他寫信，我去過三封信，他寫過三封回信。寫第一封信的時候，我還不瞭解他的病情的嚴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訴我，他“只能坐在牀上用口述的辦法進行工作。目前只是爲一份雜誌寫連載文章《昭和時代作家羣像》”。過了兩個多月他寄來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國訪問一行五位的名單，他們將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機返國，他希望我接待他們。小說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嚴文井、馬烽兩位在他府上作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飯店新樓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暢談了一個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將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時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屆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匆忙中我給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還有一封信是請他帶給中島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幾天，《人民日報》就刊出了中島先生的噩耗。我託全國文聯打了一個唁電去。但是對和中島先生相依爲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講什麼話呢？再過兩天從上海轉來水上勉先生的覆信：“杭州出發的前夜接到中島健藏先生的訃告，來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託我轉交中島先生的信函，實在無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給中島先生的信就是訪法歸來寫的那一封，我哪裏想到他的時間竟然是這麼短促，連聽人念它的機會也沒有！一位在北京“作協”工作的朋友對我說：“我見到和水上先生同來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淚說，‘中島先生不會活過一個星期了。’”我開完會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彥同志談起，他接待過水上先生，他告訴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說，中島先生病危時，講過幾個人的名字，有一個就是你。”

這一切我爲什麼早不知道？我爲什麼從法國回來不馬上給他寫信？爲什麼我不趕去東京探病？現在已經太遲了！他再也聽不見我的聲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跡了。難道這就是結局？難道這本友情的書就從此關上給鎖在書櫥裏面永遠不再打開？不，不可能！死絕不能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

我最初看見中島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國解放後我第一次訪問日本。以後我去他來，我們幾乎年年見面，無話不談，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歡酒，又有海量；我幾次請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勸他有所節制。我的勸告不會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澆愁。當時他正在爲着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事業艱苦奮鬥，他接到恐嚇信，他受到歧視，他的文章找不到發表地方，書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給堵塞了，他賣掉了汽車，困苦地過着日子。他並不屈服，也不動搖。他在中日文化交流這個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訪日，當時兩國邦交併未正常化，在複雜、困難的環境中，中島先生是我們活動的一個有力的支持。我深深體會到，要是沒有中島先生這許多年的努力，我們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麼？只有由荊棘叢中、泥濘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它的主要負責人中島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義。

有一次我和中島閒談，他說，看來，中日友好將是他最後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沒有什麼顧慮和害怕。“我挑選了這個工作，走上這條道路，絕不後悔。”他說。於是他談起他的“新加坡的經驗”來。一九四二年他當過隨軍記者到過新加坡，親眼看見日本軍人毫無根據地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後來有些死者的母親拿着兒子的照片向中島先生打聽下落。他一直爲這件事感到苦惱。他苦苦想着戰後日本的出路。他，這個著名的評論家和法國文學研究者，終於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sup>[3]。他的確爲它獻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