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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確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頭腦並不像評論家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現過正在鬥爭着的矛盾。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佔了上風。這是合乎情理的。與其事後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們容易得出結論，不過這結論跟別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誌在上海創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評論《家》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消極因素”。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說起過什麼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衛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家》就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我也只是發發牢騷而已。
但“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作家是沒有權利講話的，更說不上發牢騷了。
8月2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龍傲天對我跪下了[快穿]](http://www.mpzw.tw/images/dWpzNDU5OHNkZmQyNWVkZnSvGaoKw5U_RnRRNpBQ_qPJ_8pBz7t8Bnp_C73ViWV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