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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到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想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个狗日的！
这是在课堂上！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