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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事》相逢何必曾相識相逢何必曾相識（2）
我們剛去的那年是個風調雨順的豐產年，可是公糧收得狠，前一年鬧災荒欠下的公糧還要補足，結果農民是豐產不豐收，我親眼見村裏幾個最本分的漢子一入冬就帶着全家出門要飯去了。膽大又有心計的人就搞一點“投機倒把”，其實什麼投機倒把，無非是把自家捨不得喫的一點白麪蒸成饃，拿到幾十裏地外的車站去賣個高價，多換些玉米高粱回來，爲此要冒坐大獄的危險。有手藝的人就在冬閒時出門耍手藝，木匠、石匠還有畫匠。我還做過幾天畫匠呢。外頭來的那些畫匠的技藝實在不宜恭維，我便自告奮勇爲鄉親們畫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紅的漆，漆幹了在上面畫些花鳥魚蟲，再寫幾個吉利的字。外來的畫匠畫一對木箱要十幾塊錢，我只要主人頂我一天工，外加一頓雜麪條條兒。那時候真是饞呀，知青竈上做不成那麼好喫的雜麪條條兒；山裏挖來的小蒜搗爛，再加上一種叫做CeMa（弄不清是哪兩個字）的作料，實在好喫得很。我的畫技還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鄉把我畫的木箱擔到集上賣，都賣了好價錢。畫了十幾對不能再畫了。大家都認爲，畫一對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爲貧下中農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擔到集上去賺錢就不是社會主義。我便再難喫上那熱熱的香香的雜麪條條兒了。
歷史總歸會記得，那塊古老的黃土地上曾經來過一羣北京學生，他們在那兒幹過一些好事，也助長過一些壞事。比如，我們激烈地反對過小隊分紅。關家莊佔據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隊分紅試點，我們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慾，越大當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見共產主義的明天。誰料這樣搞的結果是把關家莊搞成全川最窮的村了。再比如，我們吆三喝四地批鬥過那些搞“投機倒把”或出門耍手藝賺錢的人，嚇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勁兒央告。還有，在“以糧爲綱”的激勵下，知識青年帶頭把村裏的果樹都砍了，種糧食。果樹的主人躲在窯裏流淚，真彷彿楊白勞再世又撞見了黃世仁。好在幾年後我們知道不能再那麼幹了，我們開始弄懂一些中國的事了。讀了些歷史也看見了些歷史，讀了些理論又親歷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樣幹不行。尤其知青的命運和農民們的命運已經連在一起了，這是我們那幾屆“老插”得天獨厚之處，至少開始兩年我們差不多絕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將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孫了，誰處在這位置誰都會幡然醒悟，那樣幹是沒有活路的。
當然，一有機會我們還是都飛了，飛回城，飛出國，飛得全世界都有。這現象說起來複雜，要想說清其中緣由，怕是得各門類學者合力去寫幾本大書。
1984年我在幾位作家朋友的幫助下又回了一趟陝北。因爲政策的改善，關家莊的生活比十幾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說豐衣，錢也還是沒有幾個，但畢竟足食了。鄉親們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請我去喫飯，喫的都是白麪條條兒。我說我想喫雜麪條條兒。衆人說：“哎呀——，誰曉得你愛喫那號兒？”但是，農民們還是擔心，擔心政策變了還不是要受窮？擔心連遇災年還不是要捱餓？陝北，渾濁的黃河兩岸，赤裸的黃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喫飯。
那年我頭一次走了南泥灣。歌裏唱她是“陝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認爲是藝術誇張，但親臨其地一看，才知道當年寫歌詞的人都還沒學會說假話呢。那兒的山是綠的，水是清的，空氣也是溼潤的，川地裏都種的水稻，汽車開一路，兩旁的樹叢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藥，隨時有野雞、野鴿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蓋因那滿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諳歷史的人告訴我，幾百年前的陝北莽莽蒼蒼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灣的地界，無邊無際又全是灼目的黃土了。我想，要是當年我們一來就開始種樹造林，現在的陝北已是一塊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樣，這高原早已變綠，黃河早已變清了。我想，眼下這條渾濁的河流，這片黃色的土地，難道是民族的驕傲嗎？其實是罪過，是恥辱。但是見過了南泥灣，心裏有了希望：種樹吧種樹吧種樹吧，把當年紅衛兵的熱情都用來種樹吧，讓祖國山河一片綠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貧窮的土地有個根本的變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說了。插隊的歲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說起來沒有個完。自己爲自己蓋棺論定是件滑稽的事，歷史總歸要由後人去評說。再嘮叨兩句閒話作爲結束語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灑在了黃土地上，怎麼辦？彆着急，把浸了油的黃土都挖起來，放進鍋裏重新熬；當年鄉親們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再有，現在流行“侃大山”一語，不知與我們當年的掏地有無關聯？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掄圓了钁頭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鬆軟；我們的青春就是這樣過的。還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們十七八歲去插隊時，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說話，心裏騷騷動動的但都不敢說話，遠遠地望一回或偶爾說上一句半句，渾身熱熱的但還是不敢說下去；我們就是這樣走進了人生的。這些事夠後世的年輕人琢磨的，要是他們有興趣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