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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懷疑“內聖外王”之道可以同時是哲學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懷疑這樣的哲學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終仍不失爲非倫理非實用的學術。我很懷疑在這樣的哲學引導下，一切知識和學術還能不臣服於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獨立地位。我很懷疑這樣的哲學不是“藝術爲政治服務”的根源。我懷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懷疑單有嚴謹的政治而沒了激情和奇想怎麼能行。
我不懷疑，藝術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懷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雙性人是一種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懷疑，陰陽相悖相成世界才美妙地運動，陰陽失調即是病症，陰陽不分則是死相。我不懷疑，宗教精神、哲學、科學、政治、經濟……應當各司其職，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
如果宗教精神丟失了，將怎樣重建呢?這是個難題。它既是源於生命的熱望，又怎麼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來，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們要的是發自內心的真笑）？但解鈴還需繫鈴人，先問問：它既是生命的熱望，它又是怎麼丟失了的呢?
在我的記憶裏，五十年代，人們雖不知共產主義將怎樣一步步建成有科學社會主義，並無科學共產主義。但這絕不妨礙人們真誠地信仰它，人們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說服，因爲它恰是源於生命熱望的美好理想，或恰與人們熱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後來有人用一種錯誤的政治冒名頂替了它，並利用了人們對它的熱誠爲自己謀利譬如“四人幫”，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它變成了一個壞迷信，結果人們漸漸迷失於其中，不但失去了對它的信仰，甚至對真誠、善良都有了懷疑，怎麼會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盤散沙?那麼正確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嗎?正確的家政可以代替愛情嗎?）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來，它們是運用着兩套不同的方法和邏輯；二來，這樣容易使壞政治鑽空子就像未經法律程序殺掉了一個壞蛋，便給不經法律程序殺掉十個好人和一個國家主席做了準備那樣，給“四人幫”一類政治騙子留了可乘之機；三來，人們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學性和現實性要實現那樣要求理想的幸福樂園，豈不是政治家給自己出難題?所以，當我們說什麼什麼理想一定要實現時，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也是一個理想。理想從來不是爲實現用的，而是爲了引着人們向前走，走出一個美好的過程。這樣說倒不怕人們對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則他必得設置一個經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熱望使之然。不要騙着他活，那樣他一旦明白過來倒失望得要死。讓人們自由自在地活，人們自會沉思與奇想，爲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來越美好越崇高，從而越加激勵了生命，不懼困境，創造不止，生本能戰勝死本能，一切政治、經濟、科學、藝術纔會充滿朝氣，更趨精彩完美，一夥人羣纔有了凝聚力。當人們如此驕傲着生命的壯美之時，便會悟出這就是理想的實現。當人們向着生命熱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時候，理想就在實現着，理想只能這樣實現，不必抱歉。
這下就有點明白了，重建宗教精神得靠養，讓那被掠奪得已然貧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肥沃起來，讓迷失了疲乏了的人們喘一口氣自由地沉思與奇想，人傑地靈好運氣就快來了。
文學就是這樣一塊渴望着肥沃的土地，文學就是這樣的自由沉思與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奪它、扼殺它、捆縛它，當然也別拔苗助長。不知這事行不行。
9.文學是創作，創作既是無路之處尋路，那麼，怎麼能由文學批評來給它指路呢?可是，文學批評若不能給文學指路，要文學批評幹嗎用?
文學批評千萬別太依靠了學問來給文學指路當然，更不能靠政策之類，文學恰是在學問大抵上糊塗了的地方開始着創造，用學問爲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規定人家怎樣探索，那就乾脆說你不想讓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權利被壟斷，就又快要成爲壞迷信了。文學批評的指路，也許正是應該把文學指路引到迷茫無路的地域去，把文學探索創造的權利完全承包給文學。對創造者的尊重，莫過於把他領到迷宮和死亡之谷，看他怎麼走出來怎麼活過來。當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兒。除此之外，作爲作家就不再需要別的，八抬大轎之類反倒耽誤事。
禪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禪宗大師問路，大師卻不言路在何處，而是給弟子講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講悖論，悖論實在就是智力和現有學問的迷茫無路之地。大師教其弟子在這兒靜悟沉思，然後自己去開創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腳下，創造就在你腳下，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學問能管得了的。
文學批評給文學指路，也許應該像禪宗大師的給其弟子指路，文學纔不致淪爲一門仿古的手藝，或一項摘錄學問的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