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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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平等·墓地

一、遊戲，擺脫時間的刑役。

設若我們不管爲了一個什麼目的到一個什麼地方去，坐火車去，要在火車上度過比如說三天三夜。我們帶上喫的、喝的，以及生命72小時所必需的用物，要不就帶上錢以備購買這些東西。當然，此前我們先買好了車票，就是說我們的肉體在這趟車上已經確定有了一個位置。此外我們還得帶上點兒什麼呢？考慮到旅途的寂寞，帶一副棋或一副牌，也可以是一本書，或者一個可以收聽消息的小機器……很明顯，這已不是活命的需要，這是逃避、抗拒，或者說擺脫時間空洞的需要，是活命之後我們這種動物所不可或缺的娛樂。如果沒有棋沒有牌沒有書沒有消息，有一個彼此感興趣的對話者也行，如果連這也沒有，那麼一個想象力豐富的人還可以在白日夢中與這個世界周旋，一個超凡入聖的人還可以默坐誦經以拒斥俗世的煩惱。但所有這些行爲都證明了一個共同的起因：空洞的時間是不堪忍受的，倘其漫長就更是可怕的了。

據說有一種最殘酷的刑罰：將一個人關在一間空屋子裏，給他充足的食物、水、空氣、甚至陽光，但不給他任何事做，不給他任何理睬，不給他與任何矛盾和意義發生關係的機會，總之，就這麼讓他活着性命，卻讓他的心神沒有着落沒有個去處，永遠只是度着空洞的時間。據說這刑罰會使任何英雄無一例外地終致發瘋，並在發瘋之前渴望着死亡。

我們在那趟火車上打牌，下棋，聊天，看書，聽各種消息並在心裏給出自己的評價……依靠這些玩具和遊戲逃過了72小時空白時間的折磨（我們之所以還挺鎮靜，是因爲我們知道72小時畢竟不是太久），然後我們下車，頗有凱旋而歸的感覺。其實呢，我們不過是下了一趟小車，又上了一趟大車。地球是一趟大車，在更爲廣闊的空間中走；生命是一趟大車，在更爲漫長的時間中走。我們落生人間，恰如上了一趟有七八十年乃至更長行程的列車。在這趟車上，有喫的、喝的、空氣、陽光以及活命所需的一切條件。但若在這趟車上光有一副牌一副棋之類的玩藝就大大地不夠，這一回我們不是要熬三天三夜，而是要度過一生！“無聊”這個詞彙的出現，證明我們有點恐慌；前述那種最殘酷的刑罰，點明瞭我們最大的恐懼並不是死亡，而是漫長而空洞的時間。幸好上帝爲我們想得周全，在這趟車上他還爲我們預備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和困阻。這些矛盾和困阻顯示了上帝無比的慈悲。有了它們，漫長的時間就有了變化萬千的內容，我們的心神就有了着落，行動就有了反映，就像下棋就像打牌就像對話等等等等，我們在各種引人入勝的價值系統中尋找着各自喜歡的位置，不管是“有情人終成眷屬”還是“縱使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我們就都能夠娛樂自己了。謝謝上帝爲我們安排得巧妙：想跑，便有距離；想跳，便有引力；想戀愛，便有男人也有女人；想滅欲，便有紅塵也有寺廟；想明鏡高懸，既能招來權門威逼也能贏得百姓稱頌；想堅持真理，既可留下一個美名也可落一個橫死；想思考，便有充足的疑問；想創造，便有遼闊的荒寂；想真，便有假的對照；想善，便有惡的推舉；想美，便有醜的烘托；想超凡人聖，便有卑賤庸碌之輩可供嘲笑；想普渡衆生，便有衆生無窮無盡的苦難……感謝上帝吧，他給我們各種職業如同給我們各種玩具，他給我們各種意義如同給我們各種遊戲，藉此我們即可擺脫那種最殘酷的刑罰了。這樣來看，一切職業、事業都是平等的。一切職業、事業，都是人們擺脫時間空洞的方法，都是娛樂自己的玩具，都是互爲依存的遊戲夥伴，所以都是平等的，本不該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不是爲了我們這種動物所獨具的精神娛樂的需要，其實一切職業、事業都不必，度命本來十分簡單，——一匹狼或一條蟲那樣簡單，單靠了本能就已足夠，反正在終於要結束這一點上我們跟它們沒什麼兩樣。所以我想，一切所謂精英、豪傑、大師、偉人都不該再昧了良心一邊爲自己貼金一邊期待着別人的報答，不管是你們爲別人做了什麼貢獻，都同時是別人爲你們提供了快樂（助人爲樂，不是麼？）最好別忘了這個邏輯，不然便有大則欺世小則賣乖之嫌疑。——當然當然，這也不全是壞，正如醜烘托了美，居功自傲者又爲虛懷若谷的人提供了快樂的機緣。

二、平等，上帝有意賣一個破綻給我們猜？

“一切職業、事業都是平等的”，這恐怕只是一個願望，永遠都只是一個願望。事實上，無論是從酬勞還是從聲譽的角度看，世間的職業、事業是不平等的，從來也沒有平等過，誰也沒有辦法命令它們平等。

要是我們真正理解了上帝的慈悲，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這一事實。上帝無比的慈悲，正在於他給了我們無窮無盡的矛盾和困阻，這就意味了差別的不可抹殺。如果沒有平凡的事業、非凡的事業和更爲偉大的事業之區分，就如同一出情節沒有發展的戲劇，就等於是抽去兩極使人類的路線收縮成一個無限小的點，我們娛樂的機緣很快就會趨於零了。這便如何是好呢？因爲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如同一種沒有方向的遊戲，就等於是抽去一極而使另一極也不能存在，結果還是一樣，我們娛樂的機緣仍會很快消失。我們得想個法子，必須得有個辦法既能夠保住差別又可以挽救平等。於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戲劇就不得不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色彩了，寫實的技巧就不得不結合浪漫的手法了，善不僅是真，善還得是美，於是我們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如何如何我們的精神就一樣都是偉大的”。這法子好，真的好，一曲理想的歌唱便在一個務實的舞臺上回響了，就像繁殖的節奏中忽然昇華出愛情的旋律。此一舉巧奪天工，簡直是彌補了上帝的疏漏。不過，也不是上帝有意賣一個破綻期待我們去猜透：在現實的舞臺上不能消滅角色的差別，但在理想的神壇上必須樹立起人的平等。

跟着，麻煩的問題來了：人的平等，是說任何人應該是平等的嗎？那，我們能夠容忍——譬如說，“四人幫”和焦裕祿是平等的——這樣的觀點嗎？絕對不能！好吧，把問題提得小一點：難道小偷可以與警察劃等號嗎？當然不能。爲什麼不能？因爲人間這一現實的戲劇要演下去，總得有一個美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愛的方向，使人能夠期待幸福而不是苦難，乃是這出戏劇的魅力所在（且不去管它真否能夠抵達極樂世界），此魅力倘若消散，不僅觀衆要退席連演員也要逃跑了。所以，必須使劇情朝着那個魅力所繫的方向發展，把一個個細節朝那個方向鋪墊，於是在沿途就留下價值的刻度，警察和小偷便有善惡之分，焦裕祿與“四人幫”便有美醜之別。但是，沒有兇殘、卑下、愚昧，難道可以有勇敢、高尚和英明麼？沒有假惡醜，難道可以有真善美麼？總而言之，沒有萬千歧途怎麼會有人間正道呢？“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這是一種常常給我們啓迪的思想。但是，世上本沒有路，是不是抬腿一走便是一條正道呢？當真如此，人生真是一件又簡單又乏味的事了。很可能世上本來有很多路，有人掉進泥潭便使我們發現一條不能再走的路，有人墜落深淵便又使我們發現一條不能再走的路，步入歧途者一多我們的危險就少，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於泥潭和深淵之側就容易尋找正道了。這樣看來，證明歧途和尋找正道即便不可等同，至少是一樣地重要了。這樣一想，我彷彿看見：警察押解着小偷，季米特洛夫怒斥着希特勒（儘管他們不是同時代的人），凡人、偉人、罪人共同爲我們走出了一條崎嶇但是通向光明的路，共同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對稱因而分明的價值座標，共同爲這出人間戲劇貢獻了魅力。

我想，希特勒當然也曾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任何小偷，都沒有理由說他生來就配作一個被押解的角色吧？相信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者，想必更能同意這種理解。這出人間戲劇啊，要說上帝的腳本策劃得很周密，這我信。但要說上帝很公正，我卻懷疑。不管是在舞臺的小世界，還是在世界的大舞臺，沒有矛盾沒有衝突便沒有戲劇，沒有壞蛋們的難受之時便沒有好人們的開心之日，這很好。但是誰應該作壞蛋？誰應該作丑角？憑什麼？根據什麼究竟根據什麼？偶然。我們只說能這純粹是偶然的挑選，跟中彩差不多。但是生活的戲劇中必然地有着善與惡，對與錯，也必然地需要着這樣的差別和衝突，於是這個偶然的中選者就必然地要在我們之中產生，碰上誰誰就自認倒黴吧。那麼這些倒黴的中選者自己受着懲罰和唾罵而使別人找到了快樂和光榮，不也有點捨己爲人的意思嗎？當然他們並無此初衷。當然也不能僅憑效果就給他們獎勵。對極了，爲了人類美好方向的需要，爲了現世戲劇的魅力之需要，我們不僅不能給他們獎勵而且必須要給他們恰當的懲罰。殺一儆百有時也是必要的，否則如何標明那是一條罪惡的歧途呢？但是，在俗界的法場上把他們處決的同時，也應當設一個神壇爲他們舉行祭祀。當正義的勝利給我們帶來光榮和喜悅，我們有必要以全人類的名義，對這些最不幸的罪人表示真心的同情（有理由認爲，他們比那些爲了真理而捐軀的人更不幸），給這些以死爲我們標明瞭歧途的人以痛心的紀念（儘管他們是無意的）。我們會想起他們天真的童年，想起他們本來無邪的靈魂，想起如果不是他們被選中就得是我們之中的推被選中，如果他們沒被選中他們也會站在我們中間。我們虔誠地爲他們祈禱爲他們超度吧，希望他們來世交好運（如果有來世的話），恰恰被選去作那可敬可愛的角色。我聽說過有這樣的人，他們向二次大戰中犧牲的英雄默哀，他們也向那場戰爭中戰死的罪人默哀。這件事永遠令我感動。這才真正是懂得了歷史，真正懷有博大的愛心和深重的悲憫。這樣人類就再一次彌補了上帝的疏漏（如果不是上帝有意賣一個破綻留給我們去參悟的話），使人人平等的理想更加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