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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心中战栗。这不是我起的题目，是她自己——那个费城的女人对自己的命名。那个秋天的午后，在费城雪亮的阳光下，我们都觉出彻骨的寒冷。
从华盛顿到纽约，中途停顿。从费城下火车，拖着沉重的行囊。我们（我和翻译安妮）要在这里拜会贺氏基金会的热娜女士，进行一场关于女性的谈话。计划书上，这样写着：我们将同贺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热娜一同共进午餐，地点由她选定，费用AA制。
热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面容严峻。握手的时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轻微的抖动，似在高度紧张中。她同我们抵达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闹得我也开始紧张。
我觉得美国人普遍受过训练，谙熟在察觉自我紧张之后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它现形，直接点出紧张的原因，紧张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后，热娜挑明说：“我有些紧张。通常，我是不接待新闻和外事人员的。只是因为你是从中国来，我才参加这次的会面。基金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妇女的咨询电话，每年约有一万次。但是，来自中国的，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
我说：“当中国妇女了解了贺氏基金会的工作之后，你也许就会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了。”
热娜开始娓娓而谈：
贺氏基金会主要是为可能切除子宫和卵巢的女性提供咨询。在基金会的资料库里，储存着最丰富、最全面、最新近的有关资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获得。
据我的统计，全世界有900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6000万被同时切除了卵巢。在美国，这个数字是全美每年有6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40万同时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宫，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们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须，迫不得已。而且，身为将要接受这种极为严重的手术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样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险，不但包括暂时的，也要包括长远的。
但是，没有。没有人告知女性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乱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征。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的经历对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帮助了，但我要说出来，因为它对别的女性可能会有帮助。噩运是从18年前开始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任助理研究员，同时还在上学。那时我36岁，有三个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点半起床，送孩子到幼儿园去，晚上10点半才能回到家。我的月经开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医生，我去看。他为我做了检查之后说，我的子宫里有一个囊肿，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连着看了五个不同的医生。他们都说需要切除。我记得最后一位是女医生，她说：“你必须手术，你不能从我这里回家。因为你回家之后就可能会死，那样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说：“做完了手术之后，会怎么样呢？”她说：“你会感觉非常好的。”我还是放不下心，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书上果然说得很乐观，说术后对人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了这些话，同意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