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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在這片衰草斜陽的寂靜裏，總有另一個人，偶爾從遠遠的地方悠然的晃過來——那必是白先勇。又寫了《謫仙記》的他。
我怕他，怕一個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這人迎面來了，一轉身，跑幾步，便藏進了大水泥筒裏去。不然，根本是拔腳便逃，繞了一個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愛的二堂哥懋良，他學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閒閒的走。堂哥和我，是誰也不約誰的，偶爾遇見了，就笑笑。
過不久，恩師顧福生將我的文章轉到白先勇那兒去，平平淡淡的交給了他，說是：“有一個怪怪的學生，在跟我學畫，你看看她的文字。”這經過，是上星期白先勇纔對我說的。
我的文章，上了《現代文學》。
對別人，這是一件小事，對當年的我，卻無意間種下了一生執着寫作的那顆種子。
刊了文章，並沒有去認白先勇，那時候，比鄰卻天涯，我不敢自動找他說話，告訴他，寫那篇《惑》的人，就是黃昏裏的我。
恩師離開臺灣的時候，我去送，因爲情怯，去時顧福生老師已經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終於面對面的打了一個招呼。正是最艱難的那一剎，他來了。
再來就是跳舞了，《現代文學》的那批作家們說要開舞會，又加了一羣畫家們。白先勇特別跑到我們家來叫我參加。又因心裏實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氣進去的時候，已近曲終人散，不知有誰在嚷：“跳舞不好玩，我們來打橋牌！”我默立在一角，心裏很慌張，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