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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因爲身體不好已經拖了快十一個月了,西班牙醫生看了好多個,總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緒性大出血”。那一陣,只要又出血了,臉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牀上,聽見丈夫在廚房裏煮菜的聲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牆。可是丈夫不許我起牀,就連要去客廳看電視,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發上的,一步也不給走。
爲了怕再拖累他,我決定飛回臺灣進入“榮民總醫院”來檢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業在家,婚後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那麼遠,而手邊的積蓄只夠買一個人的來回機票。爲着丈夫不能一起來臺灣——只爲了經濟上的理由,上機前的那幾天,丈夫的眼角沒有幹過。
在榮總住院的時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謝這筆版稅,使我結清了醫院十二天的帳單有餘。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於父母的。
醫院說我一切健康,婦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徹查並沒有找到根源。等到我出院的時候,還是在出血,也就沒有辦法了。
那時候一位好心的親戚問我喫不喫中藥,我心裏掛念着孤單單又在失業的丈夫,哭着要趕回去,也沒心慢慢喫什麼中藥了。
父母還是將我送去了朱士宗醫師的診所,我也不管什麼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伯講:我沒有時間喫藥,我要趕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說:“中藥現在可以做成丸藥了,你帶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臺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