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實難逾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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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種有話就說的文字，越來越模糊了文體意識，不太顧及章法。有人把它說成雜文，有人把它說成隨筆。恕我鄙陋，雜文同隨筆到底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我至今沒有去翻書，也不想弄清楚。年輕時寫過一些純粹的散文，動筆腦子裏就是語文課上學過的東西。想到的題目呢？總離不開故鄉、母親和童年。沒寫多久，就膩煩了，很沒有意思。於是開始寫小說。我只沒有寫過詩，中國當代作家沒有寫詩“前科”的少。曾聽人講，寫詩是最能錘鍊語言的，寫過詩的人寫小說，語言要文學得多。我聽着心裏發虛，心想自己年輕時怎麼沒有寫詩呢？都聽人說，詩是屬於年輕人的。我也許很早就老氣橫秋了。可轉眼想想，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寫詩，可是從小寫到老啊！到底是古人修得了永葆青春之法，還是中國古時沒一個真正的詩人？如此深奧的課題，我這輩子是研究不透了。

我只關心一些簡單的問題，比如有些人說的話是真是假，有些人做的事是對是錯，有些事情到底有沒有意義。我寫小說，也沒有什麼高明的主義，都是些普通人的尋常見識。常有評論家告誡小說家們，要有終極關懷之類。我知道這很重要，但我就是深刻不下去。深刻的作家多着哩，他們能者多勞吧。我想還是先關注滾滾紅塵，先思考些淺近的事情。有時候覺得小說表現起來還不太直接，不太及時，不太有力，不太過癮，就寫些短章，把話挑明瞭說。我知道太直接地說話，很傷害文章的文學性，很爲一些大師不屑。可我不是爲討好大師而寫作，也顧不得那麼多了。大師畢竟是少數，我的小說少幾個大師讀，似乎也沒什麼關係，於我的版稅損失更是大可忽略。何況，中國目前也只聽說氣功界有大師，文學界的大師誰也還沒見過。

我不是一個太願聽從將令的人，好在還沒有誰命令過我寫文章。當然，這要除卻當年寫過的公文。那是工作職責所在，只爲稻粱謀。顧客讓我做一個盤子，我絕不會給他做一個杯子。顧客其實是領導，我卻是一直把領導當顧客，所以在官場是混不下去的。一直有人問，你好好的離開官場，難道從來不後悔嗎？我想說的是：我在官場原來就不是好好的，而是非常的不好。也沒挨打受罵的，只是心裏憋得慌。話說回來，當年在官場裏頭待着，人家讓我寫什麼就寫什麼，也沒覺得有什麼爲難。只是不堪回首，心想自己那麼些年，到底是怎麼熬過來的？罰我回去再過那種日子，一天就會瘋了去。如果人家讓寫什麼就寫什麼，倒也相安無事；可我卻是人家不讓我寫什麼卻寫了什麼，就是那些小說和雜文。於是，我離開了那個大院。

曾經有段時間，某省有些報刊凡見我的名字，文章就發表不了。有位頗有見識的編輯，卻約我寫專欄。我因要出門旅行，臨走時寫了十幾篇文章留給他。等我雲遊回來，竟然見我的文章都換了作者名字，那人叫做浦人。我問：浦人是誰？編輯說：你的第一篇文章出來，我們就接到電話了。可我實在捨不得那些文章，就給你起了個筆名發表。我至今記得，那篇文章就是《常識性困惑》。我新編集子《胡思亂想的日子》，又將這文章的題目改成了《逃離》。魯迅那個時代，作家們爲了逃避當局檢查，只好不停地更換筆名。魯迅先生用過的筆名，不是研究專家還真數不過來。凡是活着的人，時間都在往前走，未必只有我孤魂野鬼地回到20世紀30年代了？

過了幾年，風聲似乎鬆動些了，這家報紙又約我寫專欄。我對他們說：別再讓我換着筆名發文章，大丈夫行不改名立不改姓！於是，我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報紙上。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搭乘時間飛船重新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時爲2003年。這一年的夏天，我在某地簽名售書。一位老人遞上厚厚一本剪報：請問這上面的“浦人”，就是您嗎？我點頭而笑。老人很是興奮，說：您的文章，不論換什麼名字，我都看得出來！我緊握了老人手，向他致以謝意。可老人又問：爲什麼要換名字呢？我就是衝着您的名字看書買書的！我沒法同老人說什麼，只能含混地笑。

有時候又想，天下文章真是讓前人都寫盡了，何須今人勞神費力？讀前人的書，發現我想說的很多話都無須再說，徑直從書上抄來便行。很佩服周作人抄書的功夫，更深膺當年出版界的風尚。周作人抄書成文，居然可以發表！我只抄過一回書，就是把《老殘遊記》裏的幾段話，稍加翻譯抄下來，竟然也發表了。劉鍔筆下所見，我輩仍可見着，也難怪今人文章難逾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