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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這裏先談談歐內斯特·海明威和羅伯—格里耶的兩部作品，這是在我個人極其有限閱讀裏的兩次難忘的經歷，我指的是《白象似的羣山》和《嫉妒》。與閱讀其他作品不一樣，這兩部作品帶給我的樂趣是忘記它們的對話、場景和比喻，然後去記住從巴塞羅那開往馬德里快車上的“聲音”，和百葉窗後面的“眼睛”。
我指的似乎是敘述的方式，或者說是風格。對很多作家來說，能夠貫穿其一生寫作的只能是語言的方式和敘述的風格，在不同的題材和不同的人物場景裏反覆出現，有時是散漫的，有時是暗示，也有的時候會突出和明朗起來。不管作家怎樣寫作，總會在某一天或者某一個時期，其敘述風格會在某一部作品裏突然凝聚起來。《白象似的羣山》和《嫉妒》對海明威和羅伯—格里耶正是如此。就像參加集會的人流從大街小巷匯聚到廣場一樣，《白象似的羣山》和《嫉妒》展現了幾乎是無限的文學之中的兩個廣場，或者說是某些文學風格里的中心。
我感興趣的是這兩部作品的一個共同之處，海明威和羅伯—格里耶的敘述其實都是在對某個心理過程的揭示。
《白象似的羣山》有資格成爲對海明威“冰山理論”的一段讚美之詞。西班牙境內行駛的快車上，男人和姑娘交談着，然後呢？仍然是交談，這就是故事的全部。顯然，這是一部由“聲音”組裝起來的作品，男人的聲音和姑娘的聲音，對話簡短髮音清晰，似乎是來自廣播裏的專業的聲音，當然他們不是在朗讀，而是交談——“天氣熱得很”“我們喝杯啤酒吧。”從啤酒到西班牙的茴香酒，兩個人喝着，同時說着。他們使用的是那種不怕被偷聽的語言，一種公共領域的語言，也就是在行駛的列車上應該說的那種話。然而那些話語裏所暗示的卻是強烈的和不安的隱私，他們似乎正處於生活的某一個尷尬時期，他們的話語裏隱藏着衝突、抱怨和煩惱，然後通過車窗外白象似的羣山和手中的茴香酒借題發揮。
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用鐘錶匠的語氣談論歐內斯特·海明威，他說：“他把螺絲釘完全暴露在外，就像裝在貨車上那樣。”《白象似的羣山》可以說是一覽無餘，這正是海明威最爲迷人之處。很少有作家像海明威那樣毫無保留地敞開自己的結構和語言，使它們像河流一樣清晰可見。與此同時，海明威也削弱了讀者分析作品的權利，他只讓他們去感受、猜測和想象。《白象似的羣山》是這方面的專家，在那些如同列車、啤酒和窗外的羣山一樣明確單純的語言下，海明威展示的卻是一個複雜的和百感交集的心理過程。在駛往馬德里的快車上，男人和姑娘的交談似乎有了一個理由——墮胎，然而圍繞着這個理由延伸出去的話語又缺少了起碼的明確性，就像他們不詳的姓名一樣，他們的交談也無法被確定下來。
歐內斯特·海明威明白內心意味着什麼，正如他著名的“冰山理論”所認爲的那樣，人們所能看到的和所能計算的體積，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隱藏在海水深處的才真正是冰山的全部，而這部分只能通過感受、猜測和想象才得以看到。於是海明威無法用意義來確定他們的交談，就像無法確認男人和姑娘的姓名。沒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時又擁有了無數姓名的可能，沒有被指定的交談也同時表達了更多的可能中的心理經歷。
與《白象似的羣山》相比，羅伯—格里耶在《嫉妒》裏所敘述的內心壓力似乎更爲漫長，不僅僅是篇幅的原因，海明威的敘述像晴空一樣明朗，有着奏鳴曲般跳躍的節奏，而羅伯—格里耶則要暗淡得多，如同晝夜之交的黃昏，他的敘述像陽光下的陰影一樣緩慢地移動着。
“嫉妒”一詞在法語裏同時又是“百葉窗”，顯然，羅伯—格里耶在選擇這個詞語的時候，也選擇了耐心。百葉窗爲注視中的眼睛提供了焦距，對目光的限制就像在花盆裏施肥，讓其無法流失，於是內心的嫉妒在可以計算的等待裏茁壯成長。
光線、牆壁、走廊、門窗、地磚、桌椅、A和她的鄰居以輪迴的方式出現和消失，然後繼續出現和繼續消失。場景和人物在敘述裏的不斷重複，如同書寫在複寫紙上，不僅僅是詞序的類似，似乎連字跡都是一致，其細微的差異只是在濃淡之間隱約可見。
長時間的注視幾乎令人窒息，“眼睛”似乎被永久地固定住了，如同一件被遺忘的襯衣掛在百葉窗的後面。這一雙因爲凝視很久已經佈滿了灰塵的“眼睛”，在敘述裏找到了最好的藏身之處，獲得了嫉妒和百葉窗的雙重掩護。羅伯—格里耶只是在第三把椅子、第三隻杯子、第三副餐具這類第三者的暗示裏，才讓自己的敘述做出披露的姿態，一個吝嗇鬼的姿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