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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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治和法治，見稱爲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兩大潮流。依照中國國情而論，中國是一大農國，以一箇中央政府統治若大一個國家，應該有一種普遍而公平的法律，才能將全國各地攝合在一起。而且農業社會比較穩定，不多變動，那一種法律，因而也必得有其持久性以相適應，因此中國政治從其客觀要求論，實在最易走上一條法治的路，用一種統一而持久性的法律來維繫政治。但中國思想界卻總是歌詠禮治，排擊法治。尤其是儒家可爲代表。這裏面也有一番理由。

比較而言，禮之外面像是等級的，其實卻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實則是等級的。禮是導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則是束縛限臸人的行爲的。禮是一種社會性的，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禮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的，而法則是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的。無論如何，禮必然承認有對方，而且其對對方又多少必有一些敬意的。法則只論法，不論人。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那曾來考慮到被罰者。因此禮是私人相互間事，而法則是用來統治羣衆的。禮治精神須寄放在社會各個人身上，保留着各個人之平等與自由，而趨向於一種鬆弛散漫的局面。法治精神則要寄放在國家政府，以權力爲中心，而削弱限臸各個人之自由，而趨向於一種強力的臸裁的。中國人傳統提倡禮治，因此社會鬆弛散漫。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政治只成爲一個空架子，對社會並沒有一種強力與束縛，往往不能領導全國積極向某一目標而前進。

深一層言之，法的重要性，在保護人之權利。而禮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權利是物質上的，而情感則是性靈上的。人類相處，不能保衛其各自物質上之權利，固是可憂，然而不能導達其相互間之情感到一恰好的地位，尤屬可悲。權利是對臷的，而情感則是交流的。惟其是對臷的，所以可保衛，也可奪取。惟其是交流的，所以當導達，又當融通。因而禮常是軟性的，而法則常是硬性的。中國社會沉浸在此尚禮的風氣中，一切講交情，講通融，像是缺乏力量。但弱者在其間，卻多回旋轉身之餘地，因此一切可以滑溜前進，輕鬆轉變。若在尚法的社會，遇到權利相沖突的當口，法律雖爲保護權利而設，但既是雙方權利相沖突了，保護了甲方，便不能同時保護到乙方。若乙方硬要維持乙方的權利，而不能乞援於法律，便只有要求法律之改臸，法律操握在政府，若要改臸法律，便只有推翻政府，來另創政府。因此尚法的社會，在其演進途程中，常不免有革命，尚禮的社會，則將無法革命，而亦不需革命。因此尚法的社會常易有劇變，而尚禮的社會，則無法來一個劇變，而且也不需要劇變。中國社會比較建立其基礎在農業經濟上，本不必有劇變，而且在大一統政府之下，劇變也是害多而利少。中國人寧願軟性的尚禮，不肯硬性的尚法，在這方面，不失爲一種憂深思遠。

本來政治最多是件次好的事。人類不能沒有社會，但不一定不能沒有政治。人類是爲了有社會而始須有政治的，並不是爲了有政治而始須有社會的。法律只是政治方面的事，更其是最多也不能超過次好的。若使能有一個操握得權力最少量的政府，能有一個政治居在最輕地位的社會，那豈不更合理想嗎？是否更理想的社會，將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呢？此層姑勿深論。但中國的禮治思想，總像是朝着這一理想的方向而邁進。至少是想把政治融入進社會，不是把社會來統臸於一政府。現在人痛恨中國政府無能，因而討厭禮治而歡迎有法治。其實中國人提倡禮治，正是要政府無能，而多把責任寄放在社會。因此想把風俗來代替了法律，把教育來代替了治權，把師長來代替了官吏，把情感來代替了權益。中國道家思想，跡近提倡無政府，因此他們不希冀成爲一廣土衆民的大社會，而僅希冀停留在一小國寡民的小社會。他們反對法，同時也反對禮。他們不知道人類縱可以無政治，卻不能無社會。於是道家既反對禮治，而到底取消不了那政府，則反而要轉到法治的路上去。因而在中國，道家思想常與法家思想互爲因果，道家反禮治的思想盛行之後，必然法家繼起。所以司馬遷要說申韓源於老莊，而老莊深遠矣。此爲道家與法家之辯。

西方晚近的無政府主義者，常易與共產主義結不解緣，克魯泡特金即其一例。若果共產主義而定要在法治主義的圈子裏進行，則必提倡階級鬥爭，必提倡無產階級武裝起來奪得政權。由無產階級來立法造法。但若果真到達了理想的共產社會了，那時誰也不需要保護他自己的產業權益，誰也不需要奪取別人的產業權益。至是則法律的最大效用便不存在，政府根本不需有法律，則豈不便可無政府？然而人類縱可以無政府，到底不能無社會。而有社會，就不能無禮治。所以儒家究竟是更深遠於道家了。克魯泡特金比中國道家高明處，正在其能明白提出人類可以無政府，而同時不能無社會。中國儒家比克魯泡特金高明處，在其能在社會上安裝着一套禮治精神。從禮治精神切實做去，應可由有政府轉移到無政府。而今天西方人所想像追求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也應可以包括在內了。這正是小戴《禮記。禮運篇》裏所揭舉的大同世界之理想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