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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我只与谈话能使我高兴的人交谈。我没有老师，老师仅仅是我的梦幻和静思。我只读我所喜欢的书。你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我都是你思想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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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20年12月6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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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下写信时，忘记了你是谁，身在何处。我和你说话常常像与自己说话，有时感觉你就像我的一位女同学。浮在那种精神状态上的是一种特殊敬重感，是姑娘与姑娘之间寻常不存在的一种感情。难道说这遥远的距离，缺乏个别相识，隔着重洋，倒是这种信任的根源？这种信任自打一开始就像先天生成，无须等待时间去加强它，也用不着实践去确立它吗？在“抒情歌曲”之前寄出的那封信收到了，面对某些言词，我望而却步，担心它会把我拉到什么地方去。已有六七周没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对自己说：“我们应该到此止步”。但是，我们没有止步，不但走了一步，还跳了一步，“抒情歌曲”中已经提及。我在亚历山大，面对着引发沉思和幽情的大海，没有为那“歌曲”设想什么重要意义，于是写信说我只想使我们的通信局限在思想题目当中。坦率地对你说，我在你的来信中寻觅到了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想得到的益处。
你把我作为“罪犯”禁锢在你的本子里，并且开始诉苦，因为“每当你注视一件东西时，我便把它藏在面具之后；每当你伸出一只手时，我便用钉子在上面打洞”。是的，我是那样做的，而且是故意那样做的，有意切断幽冥之手织就并将之连在思想与思想、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无形线。我开始曲解那些意思，歪曲那些问题，面对那些令眼睛充满泪水的词语发笑。我有办法让你抛开这个题目，使你知道我是父母双亲的独生女吗？也许在西方的家庭中有这样的情况：仅有一个儿子，他们会不声不响地将之从英国抛到印度，或有一个姑娘，他们会一声不吭地让她从法国迁往中国。但我们是东方人，我们怎好与这些人相比呢？我之所以有意那样做，是为了让我自己经受必不可少的折磨，而你却总是不避开让我接近那个题目的词；正是那个题目，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使我的灵魂充满荆棘和苦汁。你明白我之所想，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白，只是明白了非我所想的一面。之后，你被男子汉的自尊心所控制，忘记了另外一个题目意外而至；只要它不是根本性的，那么，它会消失的，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文学、思想方面的联系。或许人们说得对：男女之间的友谊是第四大不可能？
你在这方面的沉默使我感到痛苦，令我注意几件事情，其中之一便是你不能与我共享这种思想友谊的快乐；因为假若你像我一样为之感到幸福，你也就不会走得比那种友谊更远。我知道，我以为我们是两个人时，我只是我一个人。我估计你将之只看作“序曲”，而我则认为那是事情的本身。在我看来，你的沉默意思是：“要么那样，要么没啥！”你最清楚这在我心中的影响。
<b>1921年8月4日</b>
亲爱的纪伯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