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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中，描写了北京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后，接下去描写一般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曾在英美法德等国留过学，现在是在政府机关、工厂、医院等机构中工作。那篇报导中说：“这些人极大多数是薪水极低，营养不足，工作过劳。在每天时间极长的工作之后，还须参加政治学习。这种政治与主义的灌输有多深，能发生什么作用，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看来他们都很起劲和忠心，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忠心，那至少是对国家忠心。这些人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向一个外国人说真心话。每逢我遇到他们，总是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我所得到的答复总是相同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中国的一般情况正在越来越差？’每个人都说不是。生活情况正在慢慢改善。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每个月配给猪肉二两，现在已有三两，虽然一个月三两肉还是少得可怜，但却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很充足。现在，北京市场上甚至已首次有柠檬出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上是失败了，但那时候种的果树，现在却开始有收获。大家一致承认，物质生活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虽然改善得极慢。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受人剥削？’答案仍旧不是。有一个医生，因为看病实在看得很辛苦，知道自己迟早会病倒下来；又有一个工程师，经常的加班工作，只希望能获批准出国（那是办不到的，凡是技术人才，决不可能被当局放出去），但他们都不以为自己是受到了剥削。他们对我说：‘没有人想在我们身上赚钱。’事实上的的确确是这样，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并没有变得有钱。部长们坐了苏联制的豪华大汽车去办公，但这些汽车是国家的财产。周恩来总理的薪水，比我上述那位上海资本家朋友所收的定息要少得多，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丝毫也不感惊异。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喜欢国民党回来？’我所得到的回答，又是一个很强调的‘不’字。有一位中国医师，我是经常和他见面的，他坦白表示对目前的政府十分不满，但他对我说，‘那批腐化贪污的国民党家伙将我们交在共产党手中，咱们还要他们来干么？’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者到底是否快乐，我无法肯定。因为热心的共产党干部对我这种番鬼佬心存怀疑，说的话都是共产八股，不值一听，而肯和我说真心话的那些人，又都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说出来的都是黑暗的一面，未必公正。”马苟斯认为，据他所得到的印象，这些人最大的反感是“没有自由”，内容如何明天再在本栏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