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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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道德體系，是價值觀念裏跟人有關的部分。有人說它森嚴點好，有人說它鬆散點好，我都沒有意見。主要的問題是，價值觀念不是某個人能造出來的（人類學上有些說法，難以一一引述），道德體系也不是說立哪個就能立起哪個。就說儒家的道德體系吧，雖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來，要不是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現在的知識分子想造道德體系，關上門就可以造。造出來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當然可以潛心於倫理學、道德哲學，營造一批道德體系，供社會挑選，或是向社會推薦——但是這件事也沒見有人幹。當年馮定老先生就栽在這上面，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學乖了，只管呼籲不管幹，並且善用一種無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種句式來源於《聖經·創世記》：“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真是氣魄宏偉。上帝的句式，首長用用還差不多。咱們用也就是跟着起鬨罷了。

現在可以說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是什麼了。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孔孟、楊朱、墨子）那樣建立道德體系，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跨價值觀的立論（價值中立）。最愛乾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體系說別人，如前所述，這正是中古的遺風。倒黴的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已有的道德體系不完備，自己都說不清；於是就哀嘆：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道德武器船不堅、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實可以把開船打炮的事交給別人幹——但咱們又怕失業。當然，知識分子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該有公民熱情，鍼砭時弊也是知識分子該乾的事；不過出於公民熱情去做事時，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這個地位咱們又接受不了，非要有點知識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這個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h3>三、中國知識分子該不該放棄中古遺風</h3>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在關注社會時，批判找不着目標，頌揚也找不着目標，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標：呼籲速將大任降給我們，這大任乃是我們維護價值體系的責任，沒有它我們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要論價值體系的形成，從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關係到每一個人，維護也好，變革也罷，總不能光知識分子說了算哪。要社會把這份責任全交給你，得有個理由。總不能說我除了這件事之外旁的幹不來吧？憑我妙筆生花，詞兒多？那就是把別人當傻子了。憑我是個好人？這話人人會說，故而不能認真對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說，歷史上就是我們負這責任。這不是個道理，歷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婦女還裹腳哪，咱們可別講出這種糊塗油蒙了心的話來找捱罵。再說，拉着歷史車輪逆轉，咱們這些人是拉不動的。說來說去，只能說憑我清楚明白。那麼我只能憑思維能力來負這份責任，說那些說得清的事；把那些說不清的事，交付給公論。現代的歐美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討論社會問題：從人類的立場，從科學的立場，從理性的立場，把價值的立場剩給別人。咱們能不能學會？

最後說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當然，他有“士”的傳統。有人說，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悲觀主義者？），有人說，他以天下爲己任（國際主義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爲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資格教訓別人（教化於民）。這就是說，我們是這樣看自己的。問題是別人怎樣看我們。我所見到的事，實屬可憐，“脫褲子割尾巴”地混了這麼多年，才混到工人階級隊伍裏，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咱們把“士”的傳統忘掉爲好，因爲不肯忘就是做白日夢了。如果我們討論社會問題，就講硬道理：有什麼事，我知道，別人還不知道；或者有什麼複雜的問題，我想通了，別人想不通；也就是說，按現代的標準來表現知識分子的能力。這樣雖然缺少了中國特色，但也未見得不好。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3期《東方》雜誌。發表時題目爲“中國知識分子該不該放棄中古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