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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讀了C.P.斯諾的《兩種文化》。這本書裏談到的事倒是不新鮮，比方說，斯諾先生把知識分子分成了科學知識分子和文學（人文）知識分子兩類，而且說，有兩種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一種是文學（人文）文化。現在的每個知識分子，他的事業必定在其中一種之中。
我要談到的事，其實與斯諾先生的書只有一點關係，那就是，我以爲，把兩種文化合在一起，就是人類前途所繫。這麼說還不大準確，實際上，是創造了這兩種文化的活動——人類的思索，才真正是人類前途之所繫。尤瑟納爾女士借阿德里安之口雲，當一個人寫作或計算時，就超越了性別，甚至超越了人類——當你寫作和計算時，就是在思索。思索是人類的前途所繫，故此，思索的人，超越了現世的人類。這句話講得是非常之好的，只是講得過於簡單。實際上，並不是每一種寫作或計算都可以超越人類。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但是非常的重要。
現在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乍看上去離題甚遠：八十年代，美國通過了一個計劃，撥出幾百億美元的資金，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攻克癌症，結果卻不令人滿意。有些人甚至說該計劃貽人笑柄，因爲花了那麼多錢，也沒找出一種特效療法。這件事說明，有了使不盡的錢，也不見得能做出突破性的發現。實際上，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天才的發現都不是金錢直接作用的結果。金錢、權力，這在現世上是最重要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一面，但還有另一面。說到天才的發現，我們就要談到天才、靈感、福至心靈、靈機一動等等，決不會說它們是某些人有了錢、升了官，一高興想出來的。我要說的就是：沉默地思索，是人類生活的另外一面。就以攻克癌症爲例，科學家默默地想科學、做科學，不定哪一天就做出一個發現，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要約定一個期限，則不管你給多少錢也未必能成功。對於現代科技來說，資金設備等等固然重要，但天才的思想依然是最主要的動力。一種發現或發明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有了錢也未必能造出所要的發明。思索是一道大門，通向現世上沒有的東西，通到現在人類想不到的地方。以科學爲例，這個道理就是明明白白的。
科學知識分子很容易把自己的工作看做超越人類的事業，但人文知識分子就很難想到這一點。就以文學藝術爲例，我們這裏要求它面向社會、面向生活，甚至要求它對現世的人有益，弘揚民族文化等等，這樣就越說越小了。誠然，文學藝術等等，要爲現世的人所欣賞，但也不僅限於此。莎士比亞的戲現在還在演，將來也要演。你從莎翁在世時的英國的角度出發，絕想象不到會有這樣的事。自然科學的成果，有一些現在的人類已經用上了，但據我所知，沒用上的還很多。倘若你把沒用上的通通取消，科學就不稱其爲科學。我上大學時，有一次我的數學教授在課堂上講到：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爲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這位老師的胸襟之高遠，使我終生佩服。我還要說，像這樣的胸襟，在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中間很少見到。
倘若我說，科學知識分子比人文知識分子人品高尚，肯定是不對的。科學知識分子裏也有卑鄙之徒，比方說，前蘇聯的李森科。但我未聽到誰對他的學說說過什麼太難聽的話，更沒有聽到誰做過這樣細緻的分析：李森科學說中某個謬誤，和他的卑鄙內心的某一塊是緊密相連的。倘若李森科不值得尊敬，李森科所從事的事業——生物學——依舊值得尊重。在科學上，有錯誤的學說，沒有卑鄙的學說；就是李森科這樣卑鄙的人爲生物學所做的工作也不能說是卑鄙的行徑。這樣的道德標準顯然不能適用於現在中國的藝術論壇，不信你就看看別人是怎樣評論賈平凹先生的《廢都》的。很顯然，現在在中國，文學不是一種超越現世、超越人類的事業。我們評論它的標準，和三姑六婆評價身邊發生的瑣事的標準，沒有什麼不同。賈先生寫了一部《廢都》，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門，我們不但要說衣服不好看，還要想想她的動機是什麼，是不是想要勾引誰。另外哪位先生或女士寫了什麼好書，稱讚他的話必是功在世道人心，就如稱讚哪位女士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一樣的。當然，假如我說現在中國對文藝只有這樣一種標準，那就是惡毒的誹謗。杜拉斯的《情人》問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種譯本（包括臺灣的譯本），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國內尚未見到，好評就不絕於耳。我們說，這些將是傳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現世的標準、道德的標準來評判的。這種標準從來不用之於中國人。由此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在文學藝術的領域，外國人可以做超越人類的事業，中國人卻不能。
在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的領域之內，國人的確是在使用一種雙重標準，那就是對外國人的作品，用藝術或科學的標準來審評；而對中國人的作品，則用道德的標準來審評。這種想法的背後，是把外國人當成另外一個物種，這樣對他們的成就就能客觀地評價；對本國人則當做同種，只有主觀的評價，因此我們的文化事業最主要的內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種界限爲大家所認同，誰敢越界就要被羣起而攻之。當年孟子如此來評價楊朱和墨子：“無君無父，是禽獸也。”現在我們則如此地評價《廢都》和一些在國外獲獎的電影。這些作品好不好可以另論，總不能說人家的工作是“禽獸行”，或者是“崇洋媚外”。身爲一箇中國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別人“推己及人”的次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我要說的不是自己不喜歡做中國人（這是我最喜歡的事），我要說的是，這對文化事業的發展很是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