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與國學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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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h3>

我有一位朋友在內蒙古插過隊，他告訴我說，草原上絕不能有驢。假如有了的話，所有的馬羣都要“炸”掉。原因是這樣的：那個來自內地的、長耳朵的善良動物來到草原上，看到了馬羣，以爲見到了表親，快樂地奔了過去；而草原上的馬沒見過這種東西，以爲來了魔鬼，被嚇得一鬨而散。於是一方急於認表親，一方急於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纔算。近代以來，確有一頭長耳朵怪物，奔過了中國的原野，攪亂了這裏的馬羣，它就是源於西方的智慧。假如這頭驢可以攆走，倒也簡單。問題在於攆不走。於是就有了種種針對驢的打算：把它殺掉，閹掉，讓它和馬配騾子，沒有一種是成功的。現在我們希望驢和馬能和睦相處，這大概也不可能。有驢子的地方，馬就養不住。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馬兒的意見最爲正確：對馬來說，驢子的確是可怕的怪物。

讓我們來看看驢子的古怪之處。當年歐幾里德講幾何學，有學生髮問道，這學問能帶來什麼好處？歐幾里德叫奴隸給他一塊錢，還諷刺他道：這位先生要從學問裏找好處啊！又過了很多年，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演示給別人看，有位貴婦人說：這有什麼用？法拉第反問道：剛生出來的小孩子有什麼用？按中國人的標準，這個學生和貴婦有理，歐幾里德和法拉第沒有理：學以致用嘛，沒有用處的學問哪能叫做學問。西方的智者卻站在老師一邊，讚美歐幾里德和法拉第，鄙薄學生和貴婦。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出，很直露地尋求好處，恐怕不是上策。這樣既不能發現歐氏幾何，也不能發現電磁感應，最後還要喫很大的虧。怎樣在科學麪前掩飾我們要好處的曖昧心情，成了一個難題。

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有重實用的傾向。他們還以爲，這一點並不壞。抱着這種態度，我們很能欣賞一臺電動機。這東西有“器物之用”，它對我們的生活有些貢獻。我們還可以像個迂夫子那樣細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風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還是個問題，於是我們就想到了發明電動機的那個人——他叫做西門子或者愛迪生。他的工作對我們可以使用電機有所貢獻，換言之，他的工作對器物之用又有點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像這樣林林總總，可以揪出一大羣：法拉第、麥克斯韋，等等，分別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這樣的驢子之友看來，這樣來想問題，豈止是有點笨，簡直是腦子裏有塊榆木疙瘩，嗓子裏有一口痰。我認爲在器物的背後是人的方法與技能，在方法與技能的背後是人對自然的瞭解，在人對自然瞭解的背後，是人類瞭解現在、過去與未來的萬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說法，它該叫做“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節的末節。一個人假如這樣看待人類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恥，簡直是可殺。而區區的物品，卻可以叫“之用”，和人親近了很多。總而言之，以自己爲中心，只要好處；由此產生的狼心狗肺的說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愛迪生等人氣得在墳墓裏打滾。

在西方的智慧裏，怎樣發明電動機，是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所以纔會有電動機。羅素先生就說，他贊成不計成敗利鈍地追求客觀真理。這話還是有點繞。我覺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總要把自己往聰明裏弄的勁頭兒。爲了變得聰明，就需要種種知識。不管電磁感應有沒有用，我們先知道了再說。換言之，追求智慧與利益無干，這是一種興趣。現代文明的特快列車竟發軔於一種興趣，說來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這樣。

中國人還認爲，求學是痛苦的，學海無涯苦作舟。學童不僅要背四書五經，還要挨戒尺板子，僅僅是因爲考慮到他們的承受力，纔沒有動用老虎凳。學習本身很痛苦，必須以更大的痛苦爲推動力，和調教牲口沒有本質的區別。當然，夫子曾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但他老人家是聖人，和我們不一樣。再說，也沒人敢打他的板子。從書上看，孟子曾從思辨中得到一些快樂。但春秋以後到近代，再沒有中國人敢說學習是快樂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動都是如此，誰要說動腦子有樂趣，最輕的罪名也是不嚴肅——順便說一句，我認爲最嚴肅的東西是老虎凳，對坐在上面的人來說，更是如此。據我所知，有些外國人不是這樣看問題。維特根斯坦在臨終時，回顧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動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還有一個物理學家說：我就要死了，帶上兩道難題去問上帝。在天堂裏享受永生的快樂他還嫌不夠，還要在那裏討論物理！總的來說，學習一事，在人家看來快樂無比，而在我們眼中則毫無樂趣，如同一個太監面對後宮佳麗。如此看來，東西方兩種智慧的區別，不僅是驢和馬的區別，而且是叫驢和騸馬的區別。那東西怎麼就沒了，真是個大問題！

作爲驢子之友，我對愛馬的人也有一種敬意。通過刻苦的修煉來完善自己，成爲一個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無愧的好人，這種打算當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滿意的是，這個好人很可能是個笨蛋。直愣愣地想什麼東西有什麼用處，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種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類），纔會時時想到“我可能還不夠聰明”！所以，我不滿意愛馬的人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也許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提出一個騾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變得更聰明，才能看到人間的至善。但我不喜歡這樣的答案。我更喜歡驢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裏就很高興。

<h3>二</h3>

物理學家海森堡給上帝帶去的那兩道難題是相對論和湍流。他還以爲後一道題太難，連上帝都不會。我也有一個問題，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麼是智慧。假如這個問題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範圍之外。當然，不是上帝的人對此倒有些答案，但我總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蘇格拉底的話：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羅素先生說，雖然有科學上的種種成就，但我們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對無限廣闊的未知，簡直可以說是無知的。與羅素的註釋相比，我更喜歡蘇格拉底的那句原話，這句話說得更加徹底。他還有些妙論我更加喜歡：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纔是最有智慧的人。這對某種偏向是種解毒劑。

如果說我們都一無所知，中國的讀書人對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對態度：孔夫子說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顯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麼了。後世的人則以爲：天已經生了仲尼，萬古不長如夜了。再後來的人則以爲，精神原子彈已經炸過，世界上早沒有了未解決的問題。總的來說，中國人總要以爲自己有了一種超級的知識，博學得夠夠的、聰明得夠夠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以爲，因爲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尋求智慧者的皈依——換言之，我們不僅足夠聰明，還可以擔任聯合國救濟署的角色，把聰明分給別人一些。我當然不會反對這樣說：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聰明的人。一種如此聰明的人，除了教育別人，簡直就無事可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