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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輕時，有一回得了病，住進了醫院。當時醫院裏沒有大夫，都是工農兵出身的衛生員——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隊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話雖如此說，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麼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來查房，看過我的化驗單，又拿聽診器把我上下聽了一遍，最後還是開口來問：你得了什麼病。原來那張化驗單他沒看懂。其實不用化驗單也能看出我的病來：我渾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樣的顏色，正在鬧黃疸。我告訴他，據我自己的估計，大概是得了肝炎。這事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當時還沒聽說有乙肝，更沒有聽說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種傳染性肝炎。據說這一種肝炎中國原來也沒有，還是三年困難時喫伊拉克蜜棗喫出來的——叫做蜜棗，其實是椰棗。我雖沒喫椰棗，也得了這種病。大夫問我該怎麼辦，我說你給我點維生素吧——我的病就是這麼治的。說句實在話，住院對我的病情毫無幫助。但我自己覺得還是住在醫院裏好些，住在隊裏會傳染別人。
在醫院裏沒有別的消遣，只有看大夫們給人開刀。這一刀總是開向闌尾——應該說他們心裏還有點數，知道別的手術做不了。我說看開刀可不是瞎說的，當地經常沒有電，有電時電壓也極不穩，手術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兩點鐘陽光最好，就是那時動手術——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着，互相打賭說幾個小時找到闌尾。後來我和學醫的朋友說起此事，他們都不信，說闌尾手術還能動幾個鐘頭？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罷，我看到的幾個手術沒有一次在一小時之內找着闌尾的。做手術的都說，人的盲腸太難找——他們中間有好幾位是部隊騾馬衛生員出身，參加過給軍馬的手術，馬的盲腸就很大，騾子的盲腸也不小，哪個的盲腸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個子小考慮在內之後，他的盲腸還是太小。閒着沒事聊天時，我對他們說：你們對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別給人開刀了。你猜他們怎麼說？“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動——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後半句是毛主席語錄。人的腸子和戰爭不是一碼事，但這話就沒人說了。我覺得有件事情最可惡：每次手術他們都讓個生手來做，以便大家都有機會學習戰爭，所以闌尾總是找不着。刀口開在什麼部位，開多大也完全憑個人的興趣。但我必須說他們一句好話：雖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還有一些開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開在了肚子上，這實屬難能可貴。
我在醫院裏遇上一個哥們，他犯了闌尾炎，大夫動員他開刀。我勸他千萬別開刀——萬一非開不可，就要求讓我給他開。雖然我也沒學過醫，但修好過一個鬧鐘，還修好了隊裏一臺手搖電話機。就憑這兩樣，怎麼也比醫院裏這些大夫強。但他還是讓別人給開了，主要是因爲別人要在戰爭裏學習戰爭，怎麼能不答應。也是他倒黴，打開肚子以後，找了三個小時也沒找到闌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腸子都拿了出來，上下一通緊。小時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飯鋪，賣炒肝、燴腸，清晨時分廚師在門外洗豬大腸，就是這麼一種景象。眼看天色越來越暗，別人也動手來找，就有點七手八腳。我的哥們被人找得不耐煩，撩開了中間的白布簾子，也去幫着找。最後終於在太陽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來，天也就黑了，要是再遲一步，天黑了看不見，就得開着膛晾一宿。原來我最愛喫豬大腸，自從看過這個手術，再也不想喫了。
時隔近三十年，忽然間我想起了住院看別人手術的事，主要是有感於當時的人渾渾噩噩，簡直是在發瘋。誰知道呢，也許再過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會發現有些人也是在發瘋。如此看來，我們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質的飛躍——但我懷疑這麼理解是不對的。理性可以這樣飛越，等於說當初的人根本沒有理性。就說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腸子上下倒騰時，雖然他說自己在學習戰爭，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鬧。由此就得到一個結論：一切人間的荒唐事，整個社會的環境雖是一個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個鬧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瘋。這就是說，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鬧，但還要鬧下去，主要是因爲胡鬧很開心。
我們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推論：不管社會怎樣，個人要爲自己的行爲負責——但作爲雜文的作者，把推論都寫了出來，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醫院的事我還沒寫完呢：我在醫院裏住着，肝炎一點都不見好，臉色越來越黃；我的哥們動了手術，刀口也總是長不上，人也越來越瘦。後來我們就結伴回北京來看病。我一回來病就好了，我的哥們卻進了醫院，又開了一次刀。北京的大夫說，上一次雖把闌尾割掉了，但腸子沒有縫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個瘻，腸子裏的東西順着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還說，冒到外面還是萬分幸運，冒到肚子裏面，人就完蛋了。我哥們倒不覺得有什麼幸運，他只是說：媽的，怪不得總喫不飽，原來都漏掉了。這位兄弟是個很豪邁的人，如果不是這樣，也不會拿自己的內臟給別人學習戰爭。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7年第9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