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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六八年在大同
我出生在山西，当兵又回到山西。不过，当年的昔阳穷山恶水，我都了无印象，我太小了，两岁吧？三岁？母亲便把我带到河南，绕圈子转——这有个词，叫“弋”——就以河南为中心弋。却只有一次弋出河南的，居然又回到了山西！在总后勤部下头一个工程团当了兵，这一身军装一穿就十年多，然后又弋回了南阳，合手起笔写字了。
1968年8月，我们接到命令，部队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让我们连派人去大同“学工”，这个意思许多战士不明白，但我知道，就是“穿着军装做工人”，到大同能有什么事？那里有的是煤，肯定是挖煤就是了。我的估计一点儿没错，不但是挖煤，而且是煤矿的先锋——掘进工。说实在的尽管这工作不如意，然而比起上山下乡，那还是好了去了。
我有两宗毛病，都与大同有关。一是气管炎，是在大同得的。
作者当兵时，当时已是“大龄青年”
大同冷，怎么个冷法？你在河南南阳，怎样和你说都无法感受。我们是8月中旬去的，先盖营房，我们自己住的油毡房子，已经生起火来，到国庆节前夕因为要放假，收拾现场，突然下起雪来，飘飘摇摇的雪片在旗峰山的岗峦间旋舞着翱翔，粗一看，它们似乎老在那里盘旋，似乎调皮着不肯落地那样，其实过了一会，山头也白了，山脚也白了。帽子上身上都是雪。洛阳南阳上学时，也过十一，那一天肯定要集会的，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一律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没听有人叫过“冷”的。这里下雪，要穿棉衣，戴棉军帽，只是年轻人火力旺，没穿棉鞋，我们指导员弱些，我看他连大头鞋都武装上了。胡家湾的老工人告诉我，冷时节从公用自来水挑水回家水桶晃悠着溅着，到家桶面上就结了冰——你冲火车皮“呸”唾一口唾液，紧接着用手去抠，就能把变成冰片了的唾液取下来。冷到负三十摄氏度、四十摄氏度是常事。
但井下不冷，无论冬夏，都是恒温十六摄氏度。我们都着工作棉衣下井，爆破工头一班已经把煤炸下来，散摊在撑着木柱的掌子面上，我们的任务，是把煤用铁锹铲起装进一米五高的铲车里。然后引“放”到大巷里，再用牵引车拉到四百米上去的地面——工序是这样，我是新兵，除了装车什么事也不用想、不用管，只管装车。我们班十二个人，有个老兵管挂信号灯，拿下十一个，四个推矿车的，还有七个，每天的任务是六十车，六十车就是六十吨，装完就回，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偷懒等于整自己，只有一个字，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