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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的淘气调皮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尖声号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是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就装进袋里。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了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
“树上掉的，我捡的……”
“掉了你就敢捡？”
“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
“你还嘴硬！”
……于是便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激怒了她，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拉着劝着才罢了手。但我现在一闭眼还能看见她的泪花。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里这个小县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是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就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