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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吴祖光这样的人真的是很难，难的不全然在于他的遭遇中命运给他的不幸，他的内心的孤独与无助，不在于四周向他投去仇恨与怀疑的目光，他的迷惘、愁恨、焦虑，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蕴盛……《易经》里其实早就揭示过。“吉凶皆生乎动”——它就是说：你千万别动！你一动，便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结果是“不好”！这当然特指我们人类，我们是会思想、能劳动的动物，我们痛苦，是因为天生是如斯动物。当上天将雷霆闪电与暴雨降临给你，寒风呼啸的寥寥雪野上你衣着单薄；你饥饿得行路像齐人那样“贸贸然”，在夜色凄迷中踽踽独行。你自己心中难道不知自己“最需要”什么？要一个能容七尺之躯的茅庵吧，要一袭暖和一点的棉衣吧，需要一碗饭的吧……一间燃着橘黄色如豆荧灯的小屋吧？
然而当这一切赐予或获得都是有条件的，你能付出的努力与人道之于生命这一点点的期盼倘若是相当的，谁都会无例外地接受。但若是“有条件”是“嗟来之食”，是你还需付出你的良知，你的人格，你会怎样？
我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他写了那么长，其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现在还在用。人们似乎没有想过，这句话其实是很极端的——他当时性命如同悬系巢卵，是在极端的形势下说出的极端的言语。事实上，历史与现实都不是这样。除了文天祥，都是严世藩？不是吧？多数人不在泰山与鸿毛中选择，他们活得更像宇宙中的尘沙，如同河中的鹅卵石，没有泰山那般重，也不似鸿毛那般轻。司马迁的志节、气节，是不必问的，但他的信的意思还是很明白，他要活，要把《史记》作出来。他要做事必须降心辱志，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同样是西汉人叫邹阳，很巧，他也是在狱中，身罹不测之罪，上书他的主人梁孝王，其中有两句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何以故？知与不知也”。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啊！那是多么好的对象！倘你是在暗中向人投过去，那人就会按着宝剑恶狠狠地盯着你——他居然是想杀你！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罪，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用意！
再举一例，在《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如是说：“子独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涛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概所居者然。”这柳树，它本身并无过错，它只是生错了地方，所以随便什么时间，什么情况，都被人为物所折辱。
这算“如是我闻”吧。倘若讲国粹——鲁迅先生说，是吾国独有，别国所无者，比如说我们头上长了一个什么恶疮——这是我们漫长历史上的一粹。秦始皇不愧了一个“始”字。郡县制、完善文武分属系统，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还有“焚书坑儒”，他也是“始作俑者”，什么都是他先开头，后头的人竟无一人能稍有更张。知识分子挨整，从他成了例之后两千年不息，谬家写文章，指我为封建余孽，美化封建帝王，还期盼着将我塞进“时间隧道”，回雍正王朝去，让我尝尝“血滴子”的厉害。我一直在战战兢兢等待着某一天，一群三道头什么的来敲我的门，但事实上是只有这位评论家在泣声在墙外呼喊——他希望有个什么运动。然而从邓小平始，江泽民继，这种事拉倒了。
我的这点遭际和你们吴门三代相比，只能说是无病呻吟。
吴家怎样？我以为是辛亥革命而后，站在中国霹雷闪电中挺立迎受的一个文化家族。他们这个家族始终都在文化的峰巅，经受着不尽的凄风苦雨，坚守自己的心灵纯情和文化理念，不以物化，不从地迁，不随时移，不因事变。这需要何等的精神力量？从“洪皇帝”而始，三代人俱都子承你业，前赴后继坚守特立独行的一种理念，这实在是文化史上一个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