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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朋友其实很挑剔。这毛病不是成名之后养成的，而是困顿竭蹶时就有的。那原因大概和我的双重成分：富农家庭，革命子弟——这看来颇不协调的社会情绪交错感染有关——有点优越感，就讲究朋友的身份素质；又有点敏感，讲究平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万伯皋，很快地竟找到了朋友感觉。
他的平等观念，他的质朴简易是一望可知的。笑眯眯的，很随心所欲地和座中的朋友聊天，谈文章，说轶事，探讨学问。说到钓鱼，他的瞳仁就会放出欢喜欣悦的光来：这似乎是他的兴奋点。把“万老大”这个名字放在哪个村里，那再平常也不过了，“村东万老大家”这谁会惊讶呢？在北京，这就另是一回事。上到“国级”，下到“科股级”乃至“未入流级”，因车买浆者流，也都叫他“万老大”，他也都欣然领受，就像在村里那样咸与同称，和光同“尘”，平易的进入了化境——你把他和汽车司机，或者一群来京开会的村干部们放一处，寻不出万伯皋来。然而他有学问有“甚深般若”。且是万里的儿子，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干子弟。
我只听说过民谚“想吃米，找万里”，万伯皋没有结识过。
说一点也不晓得，也不是的。“文革”前，在一家——似乎是人民日报吧——光明日报？——大报上刊载了北京市副市长家教严格的记事文章。那时我年轻，还不懂得这件事的分量和含义，只是觉得新奇。“文革”中，千千万万中学生潮水般涌向农村，我猜他们绝大部分人起初的心思和我一样：热血青年，激情澎湃，任什么冷静的思索都是“有罪的坏脑筋有心思”但我是到过落后农村的，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久那些踊跃无谓的红卫兵小将们也就领教了——其实这事外国也有领袖干过的，我不想提他的名字，提起来辱没煞人。当他们领教了的时候，沮丧和愤懑与当初的热情一样高。我当过十年兵，就是在“广阔天地”到处撒满红卫兵的时代，尽自我“水淹过、火烧过、电打过、炮崩过”也算吃了点儿苦头的，但饱、暖、人格高度自尊与他尊把这点儿苦有掩却了。下乡知青没法和军人比，这是不用问的。
而万伯皋1962年就下去了。如果说当初“下去”，老爷子是想让他镀镀金，凭着老爷子的权势关系，他早就该“上来”了。很多同类家庭，似乎没人能和万里比：浅尝辄止，年而半载取到资格，接着便是预定的一条铺满鲜花曲径通天去了——今日老百姓人言可畏我不就是他们的“这事”吗？前人撒土，迷一迷后人眼睛。不，偏就一把土也不撒！万里不撒土，因为他本就是玩真格的，不去迷别人眼睛。万伯皋至少是孝子，因为他在农村整整干了十年，练出一口连我也听不到异味的豫音，（我甚至认为他的母语是河南话，而北京话是撇出来的），万伯皋实实在在在大队里就这么干，如果他不是孝子，肯定要和老子闹点别扭的吧？万伯皋肯定不是热衷功名的人，因为他若钻刺若打点，若“做工作”，若……这么着说吧，他该是便利条件在中国屈指可数的寥寥晨星。他是身携十年农村基层工作经验的领导子女呀！他脑子里到底想什么事，老实说，我现在仍旧朦胧。看我的《二月河语》说实在话，说他每天睡在被窝里想的尽都是社会里头说的那些话：要坚持苦干的原则，当好代表，我会摇头说“不信”的。但他想的怎样照拂同志和朋友，把事做圆满，这是我相信的。平常心就是佛性佛心。“装大”，那是初剃度的小沙弥心思。
伯皋比我大一点点，几十天罢，认识他以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1962年就下乡了，1975年大学毕业又入伍：如果说镀金，金子也镀得厚厚几层了，各种“硬件”他都有，怎么就没有“飞黄腾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