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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们有了交往。我和乔比起来，最比不上他的就是他与人交往的热情，奖掖后进的那份主动自觉，对人的体贴与关怀。也因我正写着康熙，恰在最紧的关头，每晚要坐到三点钟。乔典运不在南阳时，我极少与近在左右的南阳朋友串门聊天。曾臻也一样。直到老乔患病，住进专医院，我在家写书也是心里发毛，常去看他，和他谈天慰藉，见得也就多了些，因为每次去，乔大嫂是“守摊”的，还有曾臻必在，再就是王桂芳，经常从西峡赶来，和曾臻一道帮助料理老乔琐务——和亲生女儿那是一样的。我为安抚乔有时也说说佛经性命之说，有一次曾臻听我背诵《心经》，她记录不下来，婉请我自己写出来，她眼中盈盈的泪，恳切的牵卷诚意，至今都宛然在目。
乔去世后，我们似乎没怎么见面，后来听说她结婚了，丈夫很好，家也很好，有次路遇，我见曾臻容光焕发很精神的样子，觉得她很幸福。
据我的经验或都是偏见，一个人要是幸福了，就不能哀恸，就会离开文学。
不料今年，近期，她突然打来电话，要出书了，要请我写序。
呀！这么多年，这丛野花仍旧在“春荣秋谢”！
她仍在“业余”，然而她仍在“专业”。
这朵“不禁风”仍在风中施放她自己的清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