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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严嵩，许多人一下子会想到《大红袍》里的海瑞。是忠臣清官极度对立的一个标准大权奸贪官。且不说在他秉政的二十余年中翻云覆雨拨弄朝政，谀逢君恶曲媚赞固宠党同伐异，与儿子严世蕃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杀夏言、杀曾铣，杀朱纨、死杨允绳、死李默、死杨继盛……那也都算得人中之精了，但凡正人君子，遭逢到这爷们手中，无不纷纷落马栽筋斗被打得落花流水，身死而志不申。这真是奸恶刁狠到了极处的人，偏他就能写出这样的诗——似乎他辛勤为国劳作一生，现在要回乡作遐征之思，要与梅花长伴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匪类，却又是分宜山中诗坛一秀。“种竹旋添驯鹤至，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他是个真不错的诗人呢！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为人为文的不同。幼时入学，老师曾教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多少年一直笃信不疑。有时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儿，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辛弃疾、苏东坡、关汉卿、汤显祖，写了那么好的诗文剧赋，人也那么好，可见好人能出好文章，好文章才配得上好人，是相得益彰的佳事——谁知满不是那回事呢。我看老师也上当了。我们师生在这事上头都中了连环套儿，有些理想化了人生，把人生按戏本看了。明代有个宰相，他女儿看戏入了迷，一心要嫁个状元郎——她以为状元郎都像戏里那般一个翩翩佳公子，粉面朱唇满腹经纶出口成诗的小白脸儿——想得发疯，老爹果然玉成其志，真的把她嫁了一个新科状元。她喜滋滋人了洞房，揭了头盖才晓得状元真相，原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腰粗十围，毛发蓬蓬然，活脱一个屠户样儿。
我看这事可以为我这篇文章作注，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自尽了，但谁能保定她不是又错一次呢？
读明史是很有意思的。它不同于唐代，一切都包容在一种富丽堂皇之中，像一首黄钟大吕奏的钧天之乐。它也不同于宋代，浑浑噩噩得近乎麻木，混账得令人可笑可怜。打开明史，像是看到一伙打群架的，从头打到尾，昏君烈臣、东林东厂、奸权直士、神佛道士、太监倭寇、农民财主、正的邪的、曲的直的，从靖难之役打起一直打到清兵入关，打得昏天黑地精疲力竭，也就亡国。中间偶有一阵子休歇，我看也是打得累极了暂时休战。阿弥陀佛，真是热闹！正应了鲁迅《好东西歌》“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了钱，喊声骂声也寂然”，凄凄惨惨乱哄哄完了。
其实真正眼亮的倒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似乎对“大头巾”的认识比谁都更清楚。元明兴替，元臣危素“弃暗投明”——就是我们从《儒林外史》里读到的那位“危老先生”了。此人是金溪人，字“太朴”，又叫“云林”，由经筵检讨参与修宋、辽、金三史——写“后妃传”查不到史籍，用今天的话说是“缺乏资料”。急中生智，危素就买了些糖块小吃之类贿赂老公儿，套问宫里后妃起居逸事，这般就腿搓绳儿，几百年前的闱宫秘闻也就书之丹青了，由此升官而成翰林学士。这么一个“胜国遗老”，棺材瓢子似的人物，居然敢放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张口闭口“老臣危素”如何怎样，朱元璋尽自看重他的文章，心里也早烦透了他。有一天皇帝御东间侧室，听见危素在帘外走动，问：“是谁？”他说：“是老臣危素。”朱元璋说：“朕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脚步声这么从容的，原来是你！”罚他去守余阙墓，余阙是元统初进士，累官参知政事。死于陈友谅之难，立庙祀之。危老先生住在这庙里不知心境况味如何。
少读《儒林外史》，见里头出尽文人洋相，我多少有点儿腹诽的意见，“窃以为”作者存心刻薄，后来渐渐读书有得，才晓得文人里头除了屈原、魏征、文天祥、史可法，明代里头的三杨、海瑞之外，更有卢杞、李林甫、秦桧、严嵩、钱谦益、洪承畴、马士英者流，似乎比刚正义烈之士还要多些。就明史钻研去，东林党有点儿像东汉时的清流派了。细看似乎又有不小的区分，都有“派性”，也都尽有投机者，却显得这潭水更浑浊一点。“门户”得张牙舞爪，贪名之态犹如贪利，到末时毕竟一起露出来原样儿。
那么到底是书误了人，或是人辜负了书？翻开古今史典文论，没有哪本书是教人为非的。很多学术，尽管论点不能令人佩服，出发点与落脚点，也还堂正。即便是八股选文高头讲章——糟糕无用的烂文章，也不见得有什么歹意。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人。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然后再重新来一遍，循环往复生生不已。这真是件令人悲哀又无可奈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