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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语言驾驭能力的问题，是“生活源泉”有些先天不足，我的家庭、我的学校和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上中学家里就严命“与女同学接触要公开化，不许谈恋爱，不许单独和女同学在一块”。学校则三日一令五日一命“安心学习。不许男女生谈恋爱”。隔三岔五的还要出张布告，因“谈”而被开除处分的大有人在。社会风气也与今天大不相同，天天讲的是“残酷斗争”，谁肯背时去谈爱？因而见了女同学，即使她很好看，很有意思观察她也是有“程序”的：远远的——看脸盘儿，模模糊糊有点印象；稍近些——看身段，体态姿势差不多；走近了搭讪说话——只看她脚尖，声气笑语听得见。如此这般的“三部曲”，自知也是“封建”，但在当时却是真真实实的风尚。这自然不会有什么“是非”，然而同时也就与爱无缘。生活基础既薄弱，以后高中毕业又到部队，全封闭的国防施工部队，清一色的连队兵；满眼见，整日相处的全是男人，哪来的“爱情知识”？读书吧，爱情书是禁品，难得一见的，所爱好的历史书从头翻到尾偌大偌大的大千世界里全是男人主宰——这么着连“书本知识”也无从获得。作家“生活知识”欠缺严重，居然在康熙雍正乾隆几部书中塑造出若干女性，别人虽然不满意，其实我心中还蛮得意，满满意意的呢！
再一则重要的因由，这三部系列作品是社会小说，是全方位（当然是比较而言）描摹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生活的。读过全部作品的读者恐怕都有此感觉。《康熙大帝》一书文字写得比较干净，“爱情”也比较纯粹。愈往后，乱伦的、胡搞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愈多。这个创作特点早已有读者指出来了。我说老实话，我也想把后边写得“清”一点，并非我这个人著书著得愈来愈煽情，实因为这书必须遵照两个原则：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艺术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康熙年间是清朝立国之初，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医治战争创伤，镇压平息内乱，迅速恢复经济，加强各族团结……这些事千头万绪摆在社会生活中无可替代无从回避。开创之初统治阶层精纯强悍的气质尚未消融，加之人民尚处于不安全的饥饿寒冷之中。“爱情”问题提不到社会生活的主业，也就是说尚不能进入社会的主要议事日程中。但也正由于此，当时的生活主流干净，乱七八糟的事就少。
待到乾隆年间，清朝立国已届百年，和平生活已久，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官场文恬武嬉，腐败之风蔓延，富裕昌平经济发达，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段。一个社会也和一个人一样。穷极潦倒奋发图强之时，饿得前心贴着脊梁骨，它就顾不上“荒淫”；一旦这些问题解决，整个社会也会“饱暖思淫欲”，于是污水横流弊端丛生，变得愈来愈肮脏不堪。《乾隆皇帝》里的风情与康熙时的纯净不同，下笔时就得老实形象体现。
至于说到很美很清纯的爱情，就我看来，无论康熙一朝还是乃子乃孙时段，社会生活中都是极少的。不是说没有，而是都处于“地下”，地面上我们只看到一点爱的“蒸汽”（鲁迅语）。像《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中那些爱情故事，是今天人编的，给今天人开心就是了，而在当时别说真的来一下，就是说一说也是罪过。非但康雍乾三朝而已，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政治、权术、金钱的铜臭熏人欲死，爱情却是没有的。封建中国实在要算扼杀爱情历史最悠久、手段最残忍的国度了。所以尽管我十分佩服金庸，那是因了他给了今日千百万人阅读的愉悦，他书中那些爱情故事我却无一例相信在当时发生。《红楼梦》中宝黛之爱是生死不渝，但看《红楼梦》一书却不见他们示爱之语，是两个戴着黄金枷锁的人在那里唱着我们听不懂的爱之歌。待到进入电视剧，却见宝玉黛玉在大观园中四手相叠四目相视，有点走出地下的意思。今日男女新人类吊膀子玩儿，看去可能不过瘾，但我敢说，那肯定是编导无知妄加的，真正的红学家不会弄这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