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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这种东西正在中国肆虐。这种病现在还不明白它的“来龙”，因此也就不能果决地预料它的“去脉”，知道它厉害，讲科学、讲卫生，谨慎防护，这都是应该的。我在电话中告诉女儿，“这就是瘟疫，爸爸也没有经历过，现在极老的老人也很少见过，要沉着精心应付……”她天真地反问：“连爸爸也不知道瘟疫吗？”
在女儿的心目中，我应该是什么都知道的。倒很惭愧，事实是知之甚少。
瘟疫是人类早就面临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场瘟疫席卷欧洲，死了有一千多万人吧？政治家忙打仗，千万百姓任由疫魔蹂躏；说来也可笑，不过是流行感冒而已。中国的瘟疫记载，那就更早得不知何时起。除了五胡十六国那许多短命王朝，任是哪一代都有，汉、唐、两晋、隋、宋、元、明、清等，都有瘟疫滋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记的就是灾异与人事的“联系”。他想“辩证”，用的却不科学，汉张角、唐黄巢……直到明代的白莲教们用的是“乘时而起”，似乎“天亡一朝”，所以“我朝当立”，是给一些民间野心家提供了造反机会。
我不认为腐败和“非典”有什么超自然的联系，“因为腐败所以非典”，倘这样说，肯定二月河神经有问题。
但是，但是……“非典”不由腐败生，腐败却能助“非典”，这个辩证，怕是无可掩饰。
中国的医生，讲究于病人有“割股之心”，中国的药店，门前挂的招牌是“但愿世上无病人，何愁架上药生尘”。遇到这样的灾异，坐堂的先生有义务，药店里非但不涨价，且多有舍药济民的。《三言二拍》中就不少这类记述，白娘子和许仙就是这样做的。年成收不好，大户人家、庙宇寺院，设棚赈饥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非典”折腾了这许久，所有舆论媒体开足马力宣教，我们见到的差不多都是“政府行为”。政府忙政府的、我忙我的。政府忙着救人，我忙着挣钱，掏腰包舍钱支援救灾的，除了几户“特大”集团之外，“舍药”的几乎不见，倒是趁危打劫，哄抬物价，卖假药、假防品的。打个比方，一包板兰根冲剂，几毛钱的东西，一下子抬到十几元、几十元——它治病不治病还不见得。甚或有劣质官员设卡收钱，发灾异民难财，打之不尽，报道不完。
缺德的医院、药店，缺德的官员，当此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手段，以雷霆之力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