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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才——我个人的一些感悟
我是1968年入伍的。当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我在南阳第三高中读书，很幸运地穿上了军装，回避了这个令人厌烦畏惧的“大事”。
应当说，我上学还是努力的。只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太频繁，仅上小学，我就换了五次学校。各个学校讲课进程不尽一致，这就拉下了饥荒。除了语文，其他课目仅能混个及格。父母是老干部，他们忙，只注意到我“别变坏”，顾不上我的功课。我也缺乏读书学习的主动和自觉。因此，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我不算坏学生，但是是个没有出息的无能之辈。
1968年秋，我们连队调往山西大同，“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学工”，为总后勤部采煤。当戴上矿灯，穿上油腻潮湿的破工作衣和长筒胶鞋走进半尺积水的井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走进人生的最底层，再不改变就会永远留在这里。好比一个锅底塘的底部，我在这里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从那时起，我下了死决心，开始了自学生涯。
所幸的是，我们是个施工部队（总后勤部工建206团），不参加“支左”。部队领导注重工程进度，并不留意战士们读书是否“四旧复辟”的问题。我用尽一切解数搜集书籍，读完了《二十四史》（基本。有些“志”未读）、《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简编》，先秦诸子的哲学论文也有不少涉及。部队党委见我大批判稿子写得不俗，特命我担任党委常委的文化教员，我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和读书的特权和机会。这个期间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细读了一些马列的经典名著，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等等。有些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书，也读了一些很无聊的书如《奇门遁甲》、《柳庄》、《麻衣》之类的五行命相书籍。
所以，我所摄入的文化营养是十分驳杂的。然而却也形成了我个人比较扎实的知识建架结构——以中国历史为基础，辅以文学和艺术的鉴赏评论能力。我的第一点体会，读书少了是不成的；读书不杂，纯粹的经院高才生也很难创作如《康熙》《雍正》《乾隆》这类著作。
第二点，我觉得我的机遇不错，碰上了好气候。1978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我是比较注重政治理念的人，又担任理论教员。虽然从心里很佩服如康熙这样的人，但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皇帝，是不可以歌颂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开拓了我这样的思维：A.凡是在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的；B.凡是在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作过贡献的；C.凡是在科技文化教育诸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这三者只要具备之一我即予以肯定和歌颂，反之，则鞭挞。这一理念的形成是时代赋予的。我1978年随第二批干部转业，刚好赶上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