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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最后一卷写到刘墉下朝归府，寒夜与卖烧饼老汉闲话，算是收束，我也松弛了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听说有的作家一部稿子杀青，是身在椅中一仰，大笑掷笔；有的狂喜不能自禁，奔走友朋之间作彻夜畅谈；有的是一身轻松蒙头大睡，然后寄情山水悠游关河……我呢？我也不乏一阵轻松，也会像母亲爱抚襁褓中的婴儿一般，谛视一阵那叠摞得高高的稿本，或者像锄地到了尽头的老农，擦一把汗，拄锄回目看那一大片青纱帐。但是，但是……这一点轻松，或者说“得意”，一旦著书的劳乏稍微恢复，当认真审视这部五百万字的康熙、雍正、乾隆“落霞”系列小说，凝视这我所作俑、我所珍惜的“宏篇巨制”之时，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破相”。
承认自己的无能、错误、失漏是痛苦的，看到自己创造的工程的先天后天缺憾，是令人汗颜的。但既然已成事实，我想如果回避、讳言，更甚者文过饰非，那更丢人，更证明了我不但不断地犯错误，而且没有勇气面对错误，在自己的失误面前表现得像个懦夫。
还是老实一点吧。
一、这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
我所指的，不是它的史实的引申和典章制度的运用方面。因为它是小说而不是学术著作，我不很在意这一点。我指的主要是人物、情节、故事间架结构。事件因果的前后舛错，同一人物事件、性格的不合理变化，还有用典的错误，诸如此类何止“百出”？恐怕“千出”也是有的。比如说，《康熙大帝》第二卷中欲用孔尚任的《桃花扇》，鬼使神差地错用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句子；比如说汉员见皇帝不用“奴才”自称，而用“臣”；还有对清时政府用“衙门”而不用“府”，时而也有信笔胡用“提督府”甚至“巡抚府”这样的胡说八道。至于人物齿序年龄前后错乱，一会儿是“×爷”，写来写去又变成了“××爷”；也有这部书中说某人已经故去，另一部说同一事件中某人又活着，这样的笑话凭读者谈起，我是赧颜无以相对。
在一所大学讲学，有同学问我：“成就了事业，有没有遗憾？”我笑答：何止是“有”或“没有”的问题，简直我就是遗憾堆起来的！我觉得这话也适用于我的这部“落霞”系列小说。
从书的整体风格看，《康熙》的第一、二卷里有浓重的通俗武侠味道，第四卷及《雍正》又嫌故事情节累积过于密集，有专家已经指出“二月河过于热衷讲故事”。待到《乾隆》，我的写作经验是较前丰富了，也“知温柔”了，注重了文化含量，但也有不少读者看到，文笔变得有些拖沓、琐碎，“唯恐不为人所解读”，我听说穆青先生有评，说“他（二月河）写得累了”。就《乾隆》第五卷，原来暂定名《月昏五鼓》——也就是“又黑又冷”的意味，被盗版的梁上君子来回折腾，就不好再用，而且整部有七十余万字的容量，是两部书的规格了，就变成了五、六卷现在这个样子，它的前后情节是连贯相通的——这就和前面的“系列”有所不同，显出某种不协调。读完我的书的读者如果有用心，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仅就第六卷《秋声紫苑》而言，在写到最后几章时，突发中风，一则恐惧“天亡我”，二则惮于出版家与读者，三则畏于盗版继续肆虐，扶病写了出来，就勉强鸣金了。
作力不逮不是理由，身体欠佳也不是理由，作家是没有理由的，只有歉意。十五年来，我是辛勤写作的，弄文字一共有五百多万字吧。读者很难切实理解其中甘苦——写得来兴时，真有点“发疯”的意味，根本无暇静下心来想一想其中的荒谬。这次因病了，躺在床上前后追思问索，恍然间明白，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极平常的——如同街市上的匆匆过客一般，不过是冲动了几年，于是作书，于是就有了这一叠纸罢。在铺天盖地的（尤其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面世后）叫好声中，也听到有的读者和专家严厉的批评声，诸如书中人物故事不足人意处，诗词曲赋不堪入目处……这些意见和看法我都接受，并以诚敬的目光回报他们。我确实无力一一作书回信写文章答复。这篇文字也算有个交待。
喜爱我的书的读者说了我许多的好话，他们是出自了真诚挚爱的本心。在我穿越“沙漠”中，这是我心灵栖息的绿洲，“擦一把汗，喝一口水”时，要谢谢这毛巾，谢谢这水壶。批评我的人，听这些话，自然感受不同，我何妨当作别人送我一双新鞋，挤脚是挤脚，如果还要走道儿，为什么要拒绝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