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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一家电视台来我家照影子。几位小姐进门，见我正在洗碗，不禁惊呼：“您是‘大家’，还干这个？！”我留他们在我家泡了一天，什么影子都照，什么声音都录。临去时电视台主任说：“我们的采访意图都被你打乱了。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二月河！”我笑着作答：“每一个洋葱都有许多层儿呢！”
乍一听“大家”二字，蛮带劲：不但是“家”，而且“大”！这不是少年时孜孜以喜梦寐以求的吗？这不单意味着鲜花和掌声，不单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和窃窃私语，还代表了一种自我完善的满足和这个社会对你成就的确认。“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中的“过”字，就指着人的“生存间”。那是一种肯定：这辈子活得值，毕竟可喜。
然而反思后味不佳，我喜不起来。
首先自审：我不是大家。这里没有矫情和凿言眼的意思。我已经有了三百多万言的著作，在海外也有点影响。说好说歹那是读者的事，另当别论，我的意思说它们不过是小说，而且是历史小说。君子三立，似乎可说是立言了？但“立言”二字其实与小说关系不大。即使是最好的小说，也只是提出一些社会问题，表现作者本身的感情思维，等于是把一个不定方程，或者一个开不尽的无理数根交给读者，让读者去伤脑筋伤感情而已。一个人三个月不看小说，根本不会出什么事；但三个月不吃饭，恐怕一定要“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的吧！这样说，丝毫没有鄙薄小说的意思。如果真的瞧不起这事，我大约不会这样拼了死命来做。但小说姓“小”也确是事实，扎硬，勉强说个“小说大家”，我看这词不伦不类。
我是什么？多少次想过这问题了。因有了几本书这样一个“存在”，无论社会还是自己，都无法摘掉我的“作家”帽子。但我自己是知道的，为了这个事业，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汗渍透了的殷红色的代价。假如上天肯把那些代价还给我，收回我的“大家”，我是连半点也不会迟疑，连想都不用想的。比起这代价，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却也因我在二十年绝苦读作生涯中建造了自己另一维的世界，组成自己的知识基因结构，竟而一向视“大家”蔑如，凭什么现在要走进自己“蔑如”的队伍里呢？所以就想：管你称什么，管你说我有这意识那思想，“烟蓑雨笠卷单行”，反正离“大家”愈远愈好！
我不明白一些人，弄了一丁点儿可以称为“东西”的玩意儿，就张狂得不照镜子。去年召开的“新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一位老“宛军”，写《后汉书》的南朝宋人范晔。平心而论，老先生这部史该说是上乘之作。但范晔在狱中致的信中，说他的著作，是开天辟地以来的至文，找不出什么副词可以形容它的壮观与宏大：“其中等篇章亦不下《过秦论》！”由眼空无物到无端作践别人，别人自也就“憎屋及乌”，反而使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蒙上了一层“灰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