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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过十天里，中国红学会的张庆善先生打来电话，谈他在选定第二版《红楼梦》电视剧编剧时，曾经考虑过由我执笔，因由种种缘故作罢。我和他是很熟的朋友，在电话中笑云：“小子何敢？！”
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却又是一回事。我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读《红楼梦》，从满头青丝读到两须霜降，从一无所有读到著作半笥，套一句屈原的话说“余幼好此奇书兮，年既老而不衰”。爱到这个份儿上，岂有不想见其作者之理？为他写点什么，我是千情万愿。
所以，我在写《乾隆皇帝》这部书时，试探着插入了一些曹雪芹的段子——我在小说中，对皇帝、对王公大臣，时有调侃之心的，对此公，我敢说只有笔误，没有心误。我始终有着一份敬畏之意的。当初，在构思《雍正皇帝》时，因为曹家是雍正的政敌，而雍正又是作为正面人物塑造，我的表达，惟恐伤了曹氏的形象，也曾经苦心思量，都为有着这个情结。
但大规模地写摹此公，我是很犯踌躇的。第一，此公才真正是华夏第一人，不但空前，从某种意义上讲——而且绝后。生前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大致是平民生涯，然而却又是圣贤水平，这样大的反差，本身就是奇迹。以我自觉，在着笔于曹公时将十分惴惴。而太过小心，正是创作小说一大忌。第二，曹公留下的直观资料太少了，仅仅对清代人文的了解，对于写这样的人来说，太容易“加水”。由此，我不敢动这念头。
一部书，它的生活力如何，不要去看重头批评文章——那些文章很多是挣人情、挣稿费、挣职称用的——真正的标准只有两条：它拥不拥有读者；它拥不拥有将来的读者。这两条曹雪芹都做得极漂亮。联想到我自己这几年也有读者，看“落霞”的，有的人甚至说它们“直追《红楼梦》”。我在几个大学曾对学生讲“这是最高的奖誉。读者这样说，我承受不起中又存一份感动。我自己永远不会这样想，这样说。什么时候你们听到二月河说这样的话，请你们带着体温计来找我”。
亟言之，仍是敬畏与臣服。
话虽如此，我和千千万万的平常人一样，仍企望着有一部好看的《曹雪芹》，给杂芜缭乱的文坛送一阵清新的风，也使曹公的光辉形象，能进入更多人的心扉。这个工作意义是很大的。
现在华艺出版社做了这事，王永泉先生做了这工作。我有理由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