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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逝世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哪里来的？”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从来翻看她的笔记日记文稿，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那文采也是颇生动焕映的。那全是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她死后二十年，我写书。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作文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炙腕以清醒神经。记者知道了，无不为我的这样耐苦坚毅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家教的真传，毫不走样学习母亲当年工作的风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房，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的字迹宛然，如“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现在大约已经湮没迷失了吧？
她的刻苦，她的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大抵——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加着一种顽强的执着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一个能打枪骑马识文断字文武来得的职业革命者，经受了几多磨难？我虽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的聪明美丽，更多的成分却是“威严不可犯”。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来了！”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严肃——那时的公安局和监狱同院，串得蚱蜢串儿似的犯人在太阳下晒暖儿，见她过来，会拌动着腿哈腰低头站起来，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一句话，她“厉害”。
确实如此。我知道她是在1944年的五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在虎啸狼嚎的太行山黑黝黝的冈峦中，穿越老树古藤林投奔抗日队伍的。中间还过一条正泛水的大河，从敌占区一气跑到根据地。爸爸曾笑问妈妈：“你当时怎么想的，就不害怕？”我当时在场，听母亲说：“心里害怕就站住想：我没有做过坏事，老天爷不保佑我保佑谁？”我后来也独自夜走山路，心里想：“老子有枪，他妈的不对就给他一家伙！”这一比，我没有母亲勇敢。我有一个勇敢的母亲。一九四七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她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枪了。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妈妈是哭了，说：“万一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她的勇敢传给了我，我没有她勇敢，但也是个勇敢的人。当后来的苦难降临，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决意舍弃“士”途从文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然而恐怕没有谁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细腻温情的母爱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叫醒我，在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去“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拨鱼”，先一碗一成不变的是我吃。1960年困难时，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总是留给我们兄妹的，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里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着青烟的她“封不上号”来。犯人脱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呵斥那些年轻的“叔叔”们。他们垂手听训，鼻尖上冒汗，然而只要稍假辞色，温言抚恤一下，他们又都会高兴得孩子一样。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来，横着出去”。或者是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赶出去，都叫“横着”。母亲没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已经去了三十二年了，我记不起她活着时“休息”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醒来，她都在工作，在“写字”。她犯病也是盛暑从乡里赶回，洗脸时晕倒的。半年后病不见起，按规定要扣工资，她说：“这样歇着还领百分之八十工资，我已经很不安了。”
她去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辗转流徙，三十二年。当我鬓发渐白，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目着我，跟随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