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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庭到底怎样了？直到我23岁参军没有听父亲讲过一个字“负面”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党工作人员，妈妈和二姨夫、三姨夫妇、四姨夫、舅舅都是共产党员，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资格还老的共产党员，这个家族是“红”透了。直到入党，组织调查找我谈话，本来在一处极好的朋友，这时脸上也上了装，眉头皱起，下腭微扬异常的公事公办：“你还有一个姑姑，支援书上为什么不填？她是怎么死的？”问的我一头雾水，这才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还有一个小姑姑，是教师，姑父是地主成分，做医生，土改时被群众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尽，大约就是从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压力，从此这片乌云它笼罩在父亲上空一辈子，现在又来到我的头上。
它并不使我“受不了”，因为我毕竟没有直观的感受，没有感同身受的体味，但入党谈话，我已经觉得了我与朋友友谊中的异味，他原本在我面前略有自卑的心理开始提升，注入了某种骄傲与自尊——我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不好，我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就像天平，心里都有一个价值砝码，他是觉得他那头又加了（或者我这头又减了）一个重重的砝码。也就是这样的心理罢。
再问一句：我们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从我伯父的遗孤哥哥那里才晓得的备细，这真是个天大的怪圈：老爷子把两个儿子送去抗战，去革命，这“革命”因他“人少地多”把他划成富农定为阶级敌人，一个儿子牺牲于革命，另一个儿子，“革命”因他的家庭“不革命”、“反革命”而冷落他！且不论牺牲了的革命遗孀为了这口气咽不下而自尽——这是想都想不通，想也想不出来的奇事、惨事。父亲把它埋藏在心中，只在我入党时不得已闪烁透漏一下，直到死再不声言。他名也不争，利也不争，都知道他老实。老天爷，我想起“文革”中那句话：“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一个人要是这样一个老实法，像父亲这样，他得吞咽多少黄连，而且还要脸上泰然自若，这是什么样的定力？
只有一次，“文革”之后大家随便说话，我们谈及某个领导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旁说“不要乱讲”，我们都笑说“您老还心有余悸呀”，他怔了怔说“我不是‘余悸’，我浑身上下全是悸”，听见这话，我当时就打了个冷颤。他的舒张也偶有的。邓小平“取消成分”他举杯高饮说“千古伟人”，再就是我的《雍正》书出，他又饮酒，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听着颇有得意之音。
兄长这份资料是极客观的。我早就听过了，心中的震惊也是“革命性的”，父亲把我瞒到长大成人成熟，真有他独到的思维，如果从小就知道，从小就会唬得筋软骨酥，哪有今天二月河“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没有这心态，写什么书？知道了事情的复杂性，了解了人生艰难步履，知道世情的险，就会在待人处事上小心一点，公道一点，原恕别人一点，这就是“放下笔夹起尾巴做人”，或者“放下笔老子天下第末”，我是不欺侮任何人的，包括我恨的人。这同样也是父亲的赐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