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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爾國際文學論壇事務局擬定的幾個題目裏，我選擇了“我們與他們”。論壇事務局將此界定爲不同階級、不同種族、不同集團、不同制度……之間的關係。我選擇這個題目是因爲這兩者的關係可以是對立的，可以是互補的，也可以是轉換的。
我是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我們與他們在那個時代是簡單清晰的對立關係，我們是無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或者我們是社會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前者是指國內對立關係，後者是指國際對立關係。
我先來談談國際的，我在成長的歲月裏對資本主義有着刻骨仇恨，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資本主義長什麼模樣，我的仇恨完全是當時的教育培養出來的。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老大，所以對美國的仇恨也是最爲強烈的。當時的一句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可以在每天出版的報紙上看到，而且遍佈中國城鎮鄉村的水泥牆、磚牆和土牆。當然我們知道要打倒的是美國的統治階級，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宣傳天天說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對水深火熱的理解就是美國人民一個個都是皮包骨頭破衣爛衫的樣子，這樣的理解可能是基於自身的生活經驗，我當時身邊的人一個個都是瘦子，衣服上打着補丁。總之中國與美國，我們與他們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在我剛剛進入十二歲的某一天，突然在報紙的頭版看到毛澤東和尼克松友好握手的大幅照片時萬分驚訝，我們與他們就這樣握手了？此前我認爲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會一把掐死他。
當時中國國內的對立關係就是報紙上廣播裏天天講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其實那時候沒有資產階級了，資產階級只是一個虛構，所謂的資產階級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主和資本家，這些前地主前資本家被剝奪財產之後一次又一次地被批鬥，他們戰戰兢兢，他們的子女夾着尾巴做人，他們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最初看到這些讓我感到資產階級的生活是多麼悲慘，我慶幸自己屬於無產階級，屬於我們，不是屬於他們。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迎來了鄧小平時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政治第一的社會搖身一變成爲金錢至上的社會，價值觀似乎顛倒了過來，有錢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擁有社會地位，意味着受人尊敬，即使沒有獲得尊敬，也會獲得羨慕。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少數的我們成爲他們，大多數的我們夢想成爲他們，還有不少的我們在仇恨他們的情緒裏希望成爲他們。
我們與他們，就是中國的一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其實世間萬物皆如此，我在寫作這篇發言稿的時候，北京正在霧霾裏，我看到窗外的一幢幢樓房像是一羣高矮胖瘦不一的游擊隊員站在那裏。這讓我想起了冬天裏的風雨。過去的冬天，風雨是可憎的，是寒冷中的寒冷。現在的冬天，風雨是可愛的，可以撥開霧霾見北京，可以呼吸清新一些的空氣。
我們與他們，對立或轉換，還有互補，可以說是無處不在，文學的寫作也不會例外。
這麼多年來，一直有人問我：“寫作的時候是如何考慮廣大讀者的？”這個問題只是假設，實際上難以成立。如果一個作家寫作時只是面對一個或者幾個讀者，作家又十分熟悉這幾個讀者，也許還能在寫作時考慮讀者；但是當寫作面對的是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的讀者時，作家寫作時是無法去考慮讀者的，這些讀者千差萬別，作家無法知道他們要什麼，而且不斷變化，可能昨天欣賞你的寫作，今天不欣賞了；或者今天不欣賞你，明天回過頭來又欣賞了。中國有句成語叫衆口難調，再好的廚師做出來的菜也無法滿足所有食客的舌尖，即使感到滿足的食客，喫膩了又不滿足了。
作家可以爲一個讀者寫作，只能是一個，就是作家自己，這就是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如果把寫作設定成我們，把閱讀設定成他們，那麼寫作的過程就是一個對立、轉換和互補的過程。所有的作家同時也是讀者，或者說首先是讀者，大量閱讀獲得的感受會成爲敘述標準進入寫作之中，所以作家寫作時擁有作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作者的身份是讓敘述往前推進，其間感到這個段落有問題、這句話沒寫好、這個詞彙不準確時，這是讀者的身份發言了。可以這麼說，寫作時作者的身份負責敘述前進，讀者的身份負責敘述前進時的分寸。這就是寫作中的我們與他們，有時候一帆風順，我們及時做出了修改，他們及時表示了滿意；有時候僵持不下，我們認爲沒有問題，他們認爲問題很大，或者我們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們還是不滿意，我們不耐煩了。這時候怎麼辦？最好的辦法就是休息幾天再回來看看。就像政治家們因爲國家的核心利益僵持不下時常用的辦法：擱置爭議，讓下一代來處理，相信下一代比我們更有智慧。休息幾天確實很有效果，我們與他們往往很快就能達成一致，不是我們承認確實沒寫好，就是他們承認胡攪蠻纏了，然後我們繼續推進敘述，他們繼續把握敘述的分寸。有時候會有鬥爭，這樣的時候好像不多，但是我們與他們一旦有了鬥爭，就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有點像“文革”時期的中國和美國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當然不管鬥爭如何激烈，到頭來還是像毛澤東和尼克松友好握手那樣，我們與他們的最終結果還是握手言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