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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老張的哲學》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和登完之後由文學研究會出單行本。至於它得了什麼樣的批評，是好是壞，怎麼好和怎麼壞，我可是一點不曉得。朋友們來信有時提到它，只是提到而已，並非批評；就是有批評，也不過三言兩語。寫信問他們，見到什麼批評沒有，有的忘記回答這一點，有的說看到了一眼而未能把所見到的保存起來，更不要說給我寄來了。我完全是在黑暗中。
不過呢，自己的作品用鉛字印出來總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覺得高興。《趙子曰》便是這點高興的結果，也可以說《趙子曰》是“老張”的尾巴。自然，這兩本東西在結構上，人物上，事實上，都有顯然的不同；可是在精神上實在是一貫的。沒有“老張”，絕不會有“老趙”。“老張”給“老趙”開出了路子來。在當時，我既沒有多少寫作經驗；又沒有什麼指導批評，我還沒見到“老張”的許多短處。它既被印出來了，一定是很不錯，我想。怎麼不錯呢？這很容易找出；找自己的好處還不容易麼！我知道“老張”很可笑，很生動；好了，照樣再寫一本就是了。於是我就開始寫《趙子曰》。
材料自然得換一換：“老張”是講些中年人們，那麼這次該換些年輕的了。寫法可是不用改，把心中記得的人與事編排到一處就行。“老張”是揭發社會上那些我所知道的人與事，“老趙”是描寫一羣學生。不管是誰與什麼吧，反正要寫得好笑好玩；一回喫出甜頭，當然想再喫；所以這兩本東西是同窩的一對小動物。
可是，這並不完全正確。怎麼說呢？“老張”中的人多半是我親眼看見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親身參加過的；因此，書中的人與事才那麼擁擠紛亂；專憑想象是不會來得這麼方便的。這自然不是說，此書中的人物都可以一一的指出，“老張”是誰誰，“老李”是某某。不，絕不是！所謂“真”，不過是大致的說，人與事都有個影子，而不是與我所寫的完全一樣。它是我記憶中的一個百貨店，換了東家與字號，即使還賣那些舊貨，也另經擺列過了。其中頂壞的角色也許長得象我所最敬愛的人；就是叫我自己去分析，恐怕也沒法作到一個蘿蔔一個坑兒。不論怎樣吧，爲省事起見，我們暫且籠統的說“老張”中的人與事多半是真實的。趕到寫《趙子曰》的時節，本想還照方抓一劑，可是材料並不這麼方便了。所以只換換材料的話不完全正確。這就是說：在動機上相同，而在執行時因事實的困難使它們不一樣了。
在寫“老張”以前，我已作過六年事，接觸的多半是與我年歲相同和中年人。我雖沒想到去寫小說，可是時機一到，這六年中的經驗自然是極有用的。這成全了“老張”，但委屈了《趙子曰》，因爲我在一方面離開學生生活已六七年，而在另一方面這六七年中的學生已和我作學生時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即使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的學校生活也無補於事。“五四”把我與“學生”隔開。我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裏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斷緣，可是到底對於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看戲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戲的，所以《趙子曰》之所以爲《趙子曰》，一半是因爲我立意要幽默，一半是因爲我是個看戲的。我在“招待學員”的公寓裏住過，我也極同情於學生們的熱烈與活動，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當作個學生，於是我在解放與自由的聲浪中，在嚴重而混亂的場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縫子。在今天想起來，我之立在五四運動外面使我的思想喫了極大的虧，《趙子曰》便是個明證，它不鼓舞，而在輕搔新人物的癢癢肉！
有了這點說明，就曉得這兩本書的所以不同了。“老張”中事實多，想象少；《趙子曰》中想象多，事實少。“老張”中縱有極討厭的地方，究竟是與真實相距不遠；有時候把一件很好的事描寫得不堪，那多半是文字的毛病；文字把我拉了走，我收不住腳。至於《趙子曰》，簡直沒多少事實，而只有些可笑的體態，象些滑稽舞。小學生看了能跳着腳笑，它的長處止於此！我並不是幽默完又後悔；真的，真正的幽默確不是這樣，現在我知道了，雖然還是眼高手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