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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篇東西，都是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寫成的。‘舊瓶新酒’這問題的討論已有不少，我不想再說什麼。我只願作出幾篇，看看到底有無好處。不動手製作而專事討論，恐怕問題就老懸在那裏，而且也許還越說離題越遠了。“
這篇小序太小了，未能道出箇中甘苦，故再節錄四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抗戰文藝》中我的《三年寫作自述》的一段，用作補充：
“我寫了舊形式新內容的戲劇，寫了大鼓書，寫了河南墜子，甚至於寫了‘數來寶’。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避重就輕——捨棄了創作，而去描紅模子。就是那些肯接受這種東西的編輯者也大概取了聊備一格的態度，並不十分看得起他們；設若一經質問，編輯者多半是皺一皺眉頭，而答以‘爲了抗戰’，是不得已也。但是從我學習的經驗上看，這種東西並不容易作。第一是要寫得對；要作得對，就必須先去學習。把舊的一套先學會，然後才能推陳出新。無論是舊戲，還是鼓詞，雖然都是陳舊的東西，可是它們也還都活着。我們來寫，就是要給這些活着的東西一些新的血液，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對抗戰發生作用。這就難了。你須先學會那些套數，否則大海茫茫，無從落筆。然後，你須斟酌著舊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須把它寫得象個樣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別迷陷在裏面。你須把新的成分逐漸添進去，而使新舊諧調，無論從字彙上，還是技巧上，都不顯出掛着辮子而戴大禮帽的蠢樣子。爲了抗戰，你須教訓；爲了文藝，你須要美好。可是，在這裏，你須用別人定好了的形式與言語去教訓，去設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覺得有趣；那些別人規定的形式，用的語言，是那麼精巧生動，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這形式，這語言，你就感覺到喘不過氣來。你若不割解開它，從新配置，你便丟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地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沒法收拾它了！新的是新的，舊的是舊的，妥協就是投降！因此，在試驗了不少篇鼓詞之類的東西以後，我把它們放棄了。
顯然，我放棄了舊瓶裝新酒這一套，可是我並不後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麼是民間的語言，什麼是中國語言的自然的韻律。不錯，它有許多已經陳腐了的東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陳腐的，才能明白什麼是我們必須馬上送給民衆的。明乎此，知乎彼，庶幾可以說民族形式矣：我感謝這個使我能學習的機會。
就成績而論，我寫的那些舊劇與鼓詞並不甚佳。毛病是因爲我是在都市裏學習來的，寫出來的一則是模範所在，不肯離格，二則是循藝人的要求，生意相關，不能傷雅。於是，就離真正的民間文藝還很遠很遠。寫這種東西，應當寫家與演員相處一處，隨寫隨演隨改，在某地則用某地的形式與語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裏閉門造車，必難合轍。“
以上所引，是四一年初的話。從那以後，除有人特約，我很少自動地去寫通俗的東西了，因爲：“對於抗戰的現實，我看今天無論哪一部門的作家都顯着更熟悉了。”換言之，就是大家已習慣了戰時的生活。舉個例說，在武漢的時候，有不少作家去寫鼓詞、唱本等通俗讀物；到今天，已由個人或機關專去作這類的東西，而曾經努力於此道的許多作家中，有不少仍折回頭去作新的小說，詩，戲劇等等。這因爲什麼？大概是因爲在抗戰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戰的實際，又不肯不努力於抗戰的宣傳，於是就拾起舊的形式，空洞的，而不無相當宣傳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傳品。漸漸的，大家對於戰時生活更習慣了，對於抗戰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會放棄那種空洞的宣傳，而因更關切抗戰的緣故，乃更關切文藝。那些以宣傳爲主，文藝爲副的通俗讀物，自然還有它的效用，就由專家或機關去做好了。至於抗戰文藝的主流，便應跟着抗戰的艱苦，生活的困難，而更加深刻，定非幾句空洞的口號標語所能支持的了。我說，抗戰的持久必加強了文藝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