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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的事——是的，有一点我可以明确断言：越是上年纪，人越是迅速地变得孤独，人皆如此。不过也可能不对。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旨在适应孤独的一个连续过程罢了。果真如此，就不该发什么牢骚。说到底，牢骚又向谁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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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离开高中，颇有些麻木地走下长长的坡路（也是因为多少有点累了），直接走去新干线的新神户站。走到这里，距目的地三宫就没有多远了。
由于时间充裕，出于纯粹的好奇心，我走进站前刚刚开业的堂而皇之的东洋宾馆，在里面咖啡屋的沙发上深深坐了下去，终于捞到今天第一杯像样的咖啡。我把挎包从肩头撤下，摘下太阳镜，做了个深呼吸，放松双腿。忽然想起该上卫生间，早上离开宾馆以后小便还是第一次。折回座位又要了一杯咖啡，之后舒了口气四下打量。地方大得有些过分。和港口附近原有的神户东洋宾馆（因地震现在停业，那里有一种大小恰到好处的亲密感）相比，印象相当不同。较之大，或许说“空荡荡”更接近实况。看上去总好像刚建成的木乃伊数量不足的金字塔。不是我吹毛求疵，很难认为这是我想住的宾馆，至少不符合我的口味。
几个月后，正是这间咖啡屋发生了暴力团伙持手枪乱射的事件，两人被夺去生命。当然，那时的我不可能想到会发生这类事件。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那里隔着若干时差，同另一种“即将到来的暴力”阴影偶然擦肩而过。想到这里，觉得“偶然”这东西颇有些不可思议。过去、现实、未来三者如立体交叉一般走来串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深入这么持续地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中呢？四个月后，我在回顾这次不算长的徒步旅行，伏案写这篇文章过程中，不由得这样想道。我觉得，即使把现在的这个神户切割下来，一种暴力也还是同另一种暴力宿命地（现实地或比喻地）紧紧连在一起。那里面莫非有某种时代性的必然不成？还是说仅仅属于巧合呢？
我离开日本在美国生活期间，恰有阪神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有地铁沙林毒气事件[9]发生。对我来说，似乎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连锁事件。那年夏天我回到日本，稍事休息后开始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一年后出版了《地下》（Underg round）那本书，写的就是理应潜伏在我们社会脚下的暴力性——平时被我们忘记、但现实中作为可能性存在于那里的暴力或以暴力形式凸显于现实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才选择“受害者”而未选择“加害者”作为采访对象。
从西宫去神户的路上，我独自默默走了两天，始终边走边思考这个命题。一面在地震的阴影中移动脚步，一面持续思索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究竟是什么，或者拖着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阴影持续思索阪神大地震究竟是什么。两件事不是孤立的，解开一件，恐怕就会更为明快地解开另一件，我是这样认为的。那既是物理性的，同时又是心因性的，或者不如说心因性本身即是物理性的。我必须在那里找出属于自己的回廊。
如果再补充一点，“我现在究竟能做什么”这一更重大的命题也在那里。
遗憾的是，我还不拥有关于这些命题的富于逻辑性的明确结论。我尚未具体抵达任何地方。现在的我所能做的，只能把自己的思考（或视线，抑或双腿）所移经的现实路程作为不确定的散文盛进anticlimax的容器里表现出来。不过如果可能，我希望大家理解，归根结底，我这个人只能通过开动自己的双腿、运动身体、物理式地粗线条地一一历经这一过程才能前进。这很花时间，时间花得令人不忍。但愿不至于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