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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3月30日。1992年的这一天，《沉默的羔羊》获得第6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今天还是两位大家热爱的女歌手席琳·迪翁以及诺拉·琼斯的生日。再有一件闹心的事情，1940年的这一天，以汪精卫为首的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h3>| 《沉默的羔羊》获奥斯卡奖 |</h3>
1992年的这一天，《沉默的羔羊》获第6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沉默的羔羊》获奖是比较另类的事情。纽约是艺术电影的中心，好莱坞是商业电影的中心，商业电影遵循的是右派原则，保守的、传统的，相信上帝，爱家庭。所以破坏这些东西的都算是另类，应该拿到欧洲去柏林电影节拿金熊奖。好莱坞这个奥斯卡奖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奖，虽然叫学院奖，其实是整个电影工业一个产业链的完结，用来校正方向、鼓励主流、鼓励票房，这个才是奥斯卡奖的意义。奥斯卡不是颁给那些所谓出格的且非常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的。所以说《沉默的羔羊》获奖是一个比较另类的结果。尤其是它获得最佳影片奖，如果它获得最佳剧本奖什么的还好，而最佳影片奖是指标性的大奖。《沉默的羔羊》其实违反了好莱坞传统的、保守的、商业性的最重要的原则，让坏人最后获得胜利，这个在好莱坞电影历史上非常非常少见。在《沉默的羔羊》里面，坏人不但胜了，而且完胜。而好人的代表，还是一个代表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大明星朱迪·福斯特演的这个女探员追到最后，也没追到杀人狂。他杀了那么多人，他的坏还不是说骗了点儿钱就跑了，在美国那种抢了一个富人的钱跑了抱得美人归的事儿，不叫坏人战胜好人。当年我看《沉默的羔羊》的时候，感觉毛骨悚然。我相信看过的人都会有同感，非常残酷。
当然它不是恐怖片，《沉默的羔羊》实际上是一部描写人性的电影，对人性剖析得非常深刻，剖析人的内心深处和社会的矛盾、人和环境的矛盾、人和自己的矛盾，讲得非常深刻，最终因为深刻而获奖。所以说好莱坞还是能够在一些环节上有所突破，有些时候也拍些艺术片，有些时候也敢于突破，不是永远那么保守，《沉默的羔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沉默的羔羊》不但获了奖，还拍了续集，并且不止一部续集，这个坏人一直得逞，在好莱坞电影中堪称异类。最后看到结尾的时候，美国观众都非常失望。美国观众已经习惯了，就等着最后把坏人抓住，或把他打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看到最后坏人还没抓住，片尾字幕就起来了，这哥们儿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里。美国观众都疯了，说怎么回事？好像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抓住这个坏人，大家就都不敢出门了。
<h3>| 席琳·迪翁、诺拉·琼斯生日 |</h3>
下面讲的两位正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歌手，一种叫Musician（音乐家），就是诺拉·琼斯；一种是Performer（表演家），就是席琳·迪翁。席琳·迪翁是有史以来唱片卖得最多的女歌手，2.2亿张。席琳·迪翁是典型的表演家，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我有幸在2012年的12月23日圣诞节前，到拉斯维加斯监制了席琳·迪翁的一首新歌，所以认识了她、她的音乐团队和她非常可爱的老公，那次合作深有感触。我自己在音乐这个行业20年，也跟刘欢、那英等大牌的歌手都合作过。但是和2.2亿张销量的歌手合作还是第一次。当然我们并不能只崇拜这个销量，中国如果没有盗版，全是正版的话，我猜刘欢、那英，包括我本人也能卖到2亿张唱片，但是人家的2.2亿张是实打实地在那里。这次合作让我感到了我们的歌手和人家的差距，我在国内给最好的歌手录音，最多也就是说怎么来就怎么来，而席琳·迪翁能做到我只说大概我想要什么样，她就会用好几种方法唱，然后让我来挑。而且她特别认真，如果我只是觉得“OK”了，她会说不行，一定要你感到“HAPPY”，要非常满意了才行，她就会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唱，直到满意。所以给她录音，我感觉非常幸福，越大牌的明星越不耍大牌。
席琳·迪翁有一个优秀的团队，在录音前我们都早早地到了现场，她的团队给我讲她的习惯，她怎么录音，用什么话筒等。他们说你第一次跟她合作，你要大胆地去说，她喜欢别人说，然后我就一二三去说录制中的问题，她非常高兴。我录过很多大牌歌手，从来没有一个歌手上厕所还道歉的，一般一摘耳机说我上个厕所，就走了。她还特别认真地问：“我现在能上厕所吗？”我说当然可以，她说：“不好意思，打断你工作。”我当时特别想把那天的工作单——歌手那一栏写的席琳·迪翁，监制那一栏写的高晓松——拿回来挂墙上。收工回去以后，我还接到她打来的电话，说特别感谢你的帮助，感谢你今天的工作，我特别快乐等。我录了20年音，录过那么多歌手，从来没有一个歌手回家以后还打来电话感谢，所以非常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