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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一個下雨的星期一，麗貝卡·霍夫曼被祕密警察召了去。
這個早晨開始得平平常常。麗貝卡的丈夫漢斯開着他那輛棕色的特拉貝特500送她去上班。柏林中心城區優雅的街道仍然留有戰時轟炸造成的裂紋，街道邊新建的混凝土樓房像無法嚴絲合縫的假牙，高高低低地矗立着。漢斯一邊開車一邊想着自己的工作。“法庭爲法官、律師、警察和政府服務——卻單單忘了罪惡的受害者，”他說，“這一般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法庭當然更應該爲所有人服務。我的同事們似乎沒意識到這一點。”漢斯在司法部上班。
“我們結婚差不多快一年了，認識你也有兩年了，但我還沒見過你的任何一位同事。”麗貝卡說。
“他們會讓你生厭的，”漢斯飛快地回答，“他們都是律師。”
“有女同事嗎？”
“沒有，至少我們部門沒有。”漢斯在司法部做管理工作——指派法官，排定審判日程，管理法院大樓。
“可我還是想見見他們。”
漢斯是個意志堅強的人，很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麗貝卡發現丈夫眼中閃過了熟悉的怒火。他努力剋制住了。“我會安排的，”他說，“也許可以找個晚上一起去酒吧。”
漢斯是麗貝卡遇見的第一個能和父親相提並論的男人。他自信又威嚴，但總是願意傾聽她的話。他的工作不錯——東德有車的人非常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大多數人都是堅定的共產黨員，但是漢斯不同，他出人意料地和麗貝卡持有同樣的政治懷疑論。和她的父親一樣，漢斯高大英俊，穿着體面。他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個男人。
戀愛時麗貝卡只是短暫地懷疑過漢斯一次。他們遭遇了一起輕微的撞車事故。撞上他們那輛車的司機斜着從側面的街道衝出來，應該負事故的全責。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漢斯卻暴怒了。儘管兩輛車損失都不大，可他卻叫來了警察，出示司法部的工作證使對方的司機因危險駕駛的罪名鋃鐺入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