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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雞還是家禽，只會下蛋，不會賣淫。蔬菜和糧食都沒有毒，架上的黃瓜、地裏的蘿蔔，擦擦泥就能喫，爽脆清甜。世界山青水綠，遍地都是野菜，半個小時能挖一大筐，無公害，有營養，人都不喫，全剁了餵豬。那時我父親是村裏的民辦教師，一個人帶三個年級，這邊教語文，那邊教算術，天天一身粉筆灰，回家後喝杯酒，嘆兩聲，關上門就拿我媽出氣。他是村裏的文明人，打老婆也講究風度：不動拳頭，不打臉，只在身上狠扭狠掐。我媽不識字，但知道三從四德，全力配合，從來不哭不叫，任他扭，任他掐，咬牙忍着，常常一身烏青，打完了照樣掃地做飯、縫衣餵豬。那時候我基本都站在窗外，裏面響一聲我就哆嗦一下，但七八歲的小孩能做什麼呢？還不敢大聲哭，我縮成一團，一心只想鑽到牆裏去。
我父親一生積極，領袖說上山下鄉，他就上山下鄉；領袖說紮根農村，他就娶了我媽。別人偷奸耍滑，他下力真幹，挖梯田，送大糞，一顆紅心兩腿爛瘡。別人都回城，他不回，說人家思想落後。後來想回也回不去了。1974年是他最後的機會，革委會給了一張表，他偷偷填了，回家收拾了一點東西，摸摸我的腦袋，什麼也沒說就跑了。我外公當時還活着，把全家召齊，連夜趕了三十里山路，在縣城汽車站堵住了他，派兩個舅舅上去打了一頓，然後押回公社。那是我對這世界最早的記憶：我的父親五花大綁，一頭是血，街兩邊站滿了沒心沒肺的雜種，都指着他冷冷地笑。我伸手拉他，我的父親兩眼血紅，一腳把我踢倒：“小畜生，滾！”
那年我五歲，還是個孩子。我父親二十六歲，放在今天，也還是個孩子。每個好孩子都有人疼，唯獨我們父子沒有。
我高中時他在鎮上開了個裁縫鋪，幾乎從不回家，天天戴個老花鏡踩縫紉機，嘴裏長吁短嘆，才四十多歲的人，頭髮都白了一半。1986年除夕之夜，他喝了整整一斤散裝白酒，又要打我媽，那時我已經挺高了，衝過去一腳把他踢倒。這時外面的鞭炮聲噼噼啪啪地響起來，我的父親癱坐在泥水裏，頭髮花白，滿臉流淚，對我媽說：“我這輩子，就是讓你毀了，就是讓你毀了！”
他死時我不在。回家後到他墳前坐了幾個小時，一直沒哭，感覺就像丟了什麼重要的東西。聽說我媽倒是哭得厲害，死死抱着他，幾個人都拉不開。她不識字，不會說什麼動人的言詞，從頭到尾都是一句話：“你啊你啊，你喫了多少苦啊，喫了多少苦啊……”
我們這代人都是仇恨生的，一出孃胎便心懷惡意。我現在事業有成，身家百萬，但如果可以選擇，我寧願自己沒有出生。
那盆菊花無處可放，只有拿回家。肖麗高興極了，也顧不上腳疼，瘸着腿修枝澆水，還給我倒茶按摩，樣子殷勤無比。她現在找了份工作，剛上班，特別巴結，燙傷了也不肯請假。早上出門時遮遮掩掩地問我：“你說我坐356還是坐431？”356路是公交快車，車站很遠，要走十幾分鍾；431路便宜一塊錢，車站也近，但慢得多。這意思是讓我送她，我假裝沒聽出來，建議她坐出租車。她尷尬地笑笑，說出租車太貴，還是坐大巴算了。說完一瘸一拐地走向車站，邊走還對我揮手。
這個月我只給過她三千塊，還是流產後去醫院看病的錢。夏天空調常開，光電費就花了五百多，物業管理費是死的，一月四百三十二；她出走後我請了兩個鐘點工，每週上門三次，每次四十，一個月就要五百；我的衣服全要乾洗，至少得兩百多，七七八八加起來，估計她手裏沒剩多少。以前我會在抽屜裏放幾萬塊現金，隨便取用，現在這錢也收了。這人真能忍，一直不跟我開口，天天喫速凍餃子方便麪，我又不是觀音菩薩生的，沒理由主動伸手，樂得瞧熱鬧。不過偶爾也會心疼一下，帶她喫頓好的，辣子雞酸菜魚，喫完了就後悔不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