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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每個人在說“我們”的時候，強調的都是“我”。有些當官的口口聲聲要爲民造福，一天說八百遍“我們”，背過身照樣大把大把往自己兜裏摟錢，“我們”盛行的時候，“我”只是一個虛詞。另外，她工資高了我有什麼好處？如果她月入十萬，那我可就真要靠邊站了，“我”字飛走，過上了幸福生活，“們”就可憐了，一個人孤零零地守着一扇門，我說的可是——我、們！
她說：“你那麼看着我是什麼意思？不答應就不答應唄，賊頭賊腦的。本來我還想讓你去幫我出口氣呢，找幾個人，把我們那個破老闆修理一頓，看看你那副鬼樣子！我說的可是——唉，算了。”
不負衆望的二十一世紀果然還有最後一個烈女，這真讓人高興。不過我上哪兒找那麼多人去？真有那麼多人聽命於我，我就用不着打人了，去搶銀行、砸金店、綁票不是更好？這城市有錢人多了，隨便綁上一個倆的，刀架在脖子上還怕他不給錢？等錢到了手，我也不放人了，直接殺了埋了，或者綁塊石頭沉到海里，乾淨利落，還省得留下線索。
天氣真熱，額頭上出了一片細細密密的汗，一陣風吹來，我忍不住輕輕地抖了抖。
鯨魚的包皮
爸爸死後，我和那個人見了兩次，第一次他開賓利戴勞力士，第二次不光沒帶表，連車都沒開，說是他們老闆自己開出去了。既然他只是個司機，那我就應該大方點，所以打車我買單，喫飯我買單，喝茶也是我買單，他有點不好意思，說怎麼能老讓你花錢，這次該我了。
我斬釘截鐵地奪過他的錢包，說了一句十分富有哲理的話，引得他不住點頭：“錢，咳，錢是這世界上最不值錢的東西，你計較它幹什麼？”然後評價他的錢包，“我在地攤上見過這個，賣六十多塊。”他一下子笑起來，笑得很大，很巨大，說看來我是被坑了，早知道就跟他們多砍砍價了。
我們討論國內時局，我吹牛吹得煞有介事，好像政治局是我開的；談伊拉克戰爭，我就對他分析美軍和共和國衛隊的佈防、裝備、戰鬥指數，好像薩達姆是我舅舅。他一直笑吟吟的，聽我滔滔不絕地議論，偶爾插一兩句話，總是顯得高深莫測。
“民主敵不過慣性。”他說。
“如果美國總統十年一選，世界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