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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並不知道那朵黑色的花到底能做什麼，”黎老師說，“只是我上一次見到它的時候，它帶來了讓我十分不愉快的記憶，或者說，一場災禍。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遠離它。”
“什麼樣的災禍？能講講嗎，黎老師？”學生們十分好奇。
黎老師許久沒有說話。過了好一會兒，他忽然放下水壺，隨手抓起一個被學生喝掉一半的啤酒瓶，一口氣喝光，然後長長地喘了口氣。
“把那個關了吧，”黎老師的臉轉向了DV鏡頭，“這些話，講給你們聽聽也就是了，別錄下來。”
DV的主人“哦”了一聲，在DV上按了一下，把它放進了套子裏。屏幕上頓時漆黑一片，但聲音卻並沒有停止。看來她只是假裝按了一下按鈕，實際上並未關機。
“聰明的姑娘。”大屏幕前的男人讚賞說。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還只是個10歲出頭的小孩，在村裏認識了一個被下放到那裏的老知識分子。他叫袁川江，是省社科院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一輩子鑽在書堆裏與世無爭，卻仍然逃不脫劫難。不過他倒是無所謂，只要允許他帶着正在研究的資料，住哪裏喫什麼睡什麼牀似乎都無所謂。
“他住在村裏，屬於被監視的臭老九，不僅被公社幹部呼來喝去，還經常被小孩兒欺負。但我的父親，當時村裏唯一的鄉村教師，卻讓我一定要尊重他。他告訴我說，現在的這種狀況，只是時代發瘋了，但我們不能跟着發瘋。我聽了父親的話，給他送過喫的，也幫他驅趕過追着他扔泥巴的小孩兒，慢慢地我和他成了朋友。那時候學校也不上課，我除了幫家裏乾點活，就是窩在他的茅草屋裏，讀他的那些書。那些遠古神話所展現出來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深深吸引了我，後來我之所以選擇考古作爲專業，和那段經歷有很大的關係。
“那時我曾經問過他，我們現在信仰的是無神論，是不是意味着他所研究的那些神話傳說全都是胡編亂造的呢？這個問題問得其實挺無理的，他卻絲毫不生氣，還耐心地向我解答說，無神論也不過是世界觀的一種，並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這番話在當時算得上是反動至極，我聽了都嚇一跳，但他接下來的一番話更加驚人。
“他說，所謂的‘神’，只不過是一種代稱，大可不必把這種概念絕對化。假如一個拿着火焰噴射器的人回到遠古時代，他或許就是祝融；假如一個開着消防車的人回到遠古時代，他或許就是共工，沒有必要爲了幾個詞大驚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