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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光陰就那樣過去。因爲不懂事,所以無憂無慮,可惜這樣的日子,後來再也沒有了。
六歲,我到了屬於我的家,只有母親一人的小土房顯得過於單調和淒涼。兩個哥哥在父親癱瘓時便已輟學去外地打工,現在更是如此。在那所不大的房子裏,在土炕靠牆的一邊躺着我的父親,不會說話,也不能起身,但看見我會哭,他哭我哭,母親也哭。本該是五個人的家庭,到頭來只剩下在外的遊子,未長大的姑娘和形單影隻的母親。
我該慶幸的,在我該上學的年紀母親義無反顧地將我送去了學校。最初的學校是一所不大的磚瓦房,離我家五分鐘的路程。在那所磚瓦房裏,在每天早上繞着小花園一邊跑步一邊唱兩隻老虎的記憶裏,我讀完了我的學前班。
後來換了一所更大的小學繼續我的一年級。這所小學在別的村子裏,路程從最初的五分鐘變成了半小時。每天早起給我梳頭髮的重任就落到了母親身上,那時候總感覺頭髮長特別好,後來懂事了才覺得那是母親的負擔。
小山村的冬天很冷,冷到我穿上了母親縫的花棉襖,冷到母親在我唯一一雙運動鞋裏塞上了棉花,因爲買不起棉鞋只能採取這樣的辦法。棉花是每天都需要換的,可是我這不爭氣的腳啊,依舊生了凍瘡。那時候有一個土辦法,就是把有凍瘡的部位放到剛殺完的豬的肚子中,我看着被豬血染紅的雙腳祈禱着,只希望明年的冬天我能有一雙棉鞋穿。
小學的同學並不都是和藹的,我有一個愛撕書的同桌,我的課本在他手裏無一倖免。於是我從最初的尋找碎片粘書到後來開始抄書,因爲我發現他只撕書,好像那些硬質畫着插畫的紙張更吸引他,後來我升了二年級,他留級,我才終於擺脫了這個“撕書惡魔”。
“惡魔”的影子並沒有到此結束,在這個班級又出現了“勒索偷錢怪”。她勒索的不是錢財,而是喫的,專挑班級裏的“軟柿子”下手。毫無疑問,我就是那個最軟的“柿子”,每次帶到學校的乾糧都會被她洗劫一空。也曾有過反抗,可到關鍵時刻總會生出畏懼,後來才知道,那種畏懼是自卑,一種刻在骨子裏的自卑,怕反抗得到的結果並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選擇逆來順受的自卑。
不過“勒索偷錢怪”也有失手的時候:有個女生丟了十塊錢,那時候的十塊錢在小學生眼中可是一筆鉅款。女生哭哭啼啼的跑去找老師,老師給出的結論當然是徹查,做法就是翻遍教室的每個角落,包括每個學的兜和書包,沒有結果。其實我們心裏都清楚是誰拿的,苦於找不到證據又不能亂說,這件事便也無人再提。直到那天放學後有人在學校門口的臺階上摔了一跤,摔飛的鞋裏掉出來十塊錢,這件事纔有了結果,這個人無疑就是“勒索偷錢怪”。